孔安國《尚書序》真偽及史料價值辨證

三、關於《尚書》性質、體裁問題的探討

孔《序》在對《尚書》起源的追溯中，實亦涉及到對《尚書》性質問題的探討。其稱“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意指《尚書》類文獻應是“載道”之書，也就是言王道政治，治法、治道之類的早期文獻。其謂“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第7-8頁。）也是指夏、商、周的《尚書》類文獻，雖然具體政教不同，但中心思想一致，皆是言政道之書，是以被視為珍貴的政治訓誡。

在論述及孔子與《尚書》之關係一節，孔《序》更明確地闡述這一認識：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同上，第11-13頁。）

孔子對《尚書》的具體整理，終極目的是為了“恢弘至道”，使“帝王之制”，即王道制度、思想“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從而“示人主以軌範“，給後世君主提供政教模範。概而觀之，從《尚書》的源起，以至孔子的標舉，《尚書》性質即是帝王之書，言君主之道、王道思想的典籍文獻。必須指出，除《孔叢子•論書》、《尚書大傳》所載孔子論《尚書》“七觀”等記載外，在現存傳世文獻中，孔《序》關於《尚書》“載道”論述之全面、系統實罕其儔。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系孔《序》對《尚書》體裁的分類。就現存《尚書》篇目及歷代學者研究來看，這一分類是比較符合實際。但是，也有學者對“訓”這一體裁存在疑慮。葛志毅先生提到，劉起釪先生論述《尚書》六體，獨未及“訓”， “殆因今傳《尚書》中惟偽古文有《伊訓》”。葛先生則指出，“訓”為《尚書》之一體，並舉《春秋左傳》襄公四年有“夏訓”，杜預解為《夏書》；《國語•鄭語》有“訓語”，韋昭解為《周書》；《尚書•高宗肜日》全篇乃祖乙“訓于王”等為證。其實，關於《左傳》所引《夏訓》，孔穎達還有更詳確的說明：

《夏書•五子之歌》雲：太康屍位以逸豫，故于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後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禦其母以從，五子鹹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是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為《夏訓》也。（[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第506頁。）

實即明確指出，該篇《夏訓》即是《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中的“皇祖有訓”自為大禹之訓，祖乙之言可屬商訓，《國語•鄭語》所舉《訓語》則為周訓，除此外，今本《尚書》中還有大量訓語存在，是夏、商、周三代皆有訓語傳下，其實乃歷代統治智慧之結晶。歷代訓語之系統地存在，啟示不應輕易否定“訓”這一體裁。在這一點上，《尚書序》確有其獨到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