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安国《尚书序》真伪及史料价值辨证

三、关于《尚书》性质、体裁问题的探讨

孔《序》在对《尚书》起源的追溯中，实亦涉及到对《尚书》性质问题的探讨。其称“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意指《尚书》类文献应是“载道”之书，也就是言王道政治，治法、治道之类的早期文献。其谓“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7-8页。）也是指夏、商、周的《尚书》类文献，虽然具体政教不同，但中心思想一致，皆是言政道之书，是以被视为珍贵的政治训诫。

在论述及孔子与《尚书》之关系一节，孔《序》更明确地阐述这一认识：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同上，第11-13页。）

孔子对《尚书》的具体整理，终极目的是为了“恢弘至道”，使“帝王之制”，即王道制度、思想“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从而“示人主以轨范“，给后世君主提供政教模范。概而观之，从《尚书》的源起，以至孔子的标举，《尚书》性质即是帝王之书，言君主之道、王道思想的典籍文献。必须指出，除《孔丛子•论书》、《尚书大传》所载孔子论《尚书》“七观”等记载外，在现存传世文献中，孔《序》关于《尚书》“载道”论述之全面、系统实罕其俦。

“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系孔《序》对《尚书》体裁的分类。就现存《尚书》篇目及历代学者研究来看，这一分类是比较符合实际。但是，也有学者对“训”这一体裁存在疑虑。葛志毅先生提到，刘起釪先生论述《尚书》六体，独未及“训”， “殆因今传《尚书》中惟伪古文有《伊训》”。葛先生则指出，“训”为《尚书》之一体，并举《春秋左传》襄公四年有“夏训”，杜预解为《夏书》；《国语•郑语》有“训语”，韦昭解为《周书》；《尚书•高宗肜日》全篇乃祖乙“训于王”等为证。其实，关于《左传》所引《夏训》，孔颖达还有更详确的说明：

《夏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故于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是大禹立言以训后，故传谓此书为《夏训》也。（[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506页。）

实即明确指出，该篇《夏训》即是《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中的“皇祖有训”自为大禹之训，祖乙之言可属商训，《国语•郑语》所举《训语》则为周训，除此外，今本《尚书》中还有大量训语存在，是夏、商、周三代皆有训语传下，其实乃历代统治智慧之结晶。历代训语之系统地存在，启示不应轻易否定“训”这一体裁。在这一点上，《尚书序》确有其独到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