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深處走來—寫在『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出版之際 【系年】載『秦之先人』 資料圖片 李守奎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正順利實施,已經取得一系列顯著成果。現在他所主編的『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成稿共12種,即將交付出版,是對有關研究的一大貢獻。 『清華簡』即清華大學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是在2008年7月自香港搶救入藏的。【系年】系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全書由138支簡構成,首尾完具,保存良好,自從在整理報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公布以來,業已受到國內外有關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有些學者以【系年】的發現與西晉初年發現的【竹書紀年】相比,並不能說是過譽。 大家知道,在晉武帝即位後不久的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或說遲一兩年),汲郡即今河南汲縣偶然發現了一座戰國晚期的魏國墓葬,出土了一批竹簡書籍,被稱為『汲冢竹書』,其間最重要的是史書【紀年】。【紀年】經過當時學者束晰、荀勖、和嶠等悉心整理,知道其中記述了上古(或說自夏商)以至戰國的史事,是魏國人編纂的通史性書籍。【紀年】的發現非常重要,然而由於隨後的社會動亂,只有少數學者參考引用,至唐代就亡佚了。至於在明代流傳的所謂今本【紀年】,乃是後人擬作的偽書,不足為據。直到晚清,才有學者着手系統輯錄【紀年】佚文,企圖恢復古本原貌。古本【紀年】在古史研究中起的重大作用,是眾所周知的,在此不必縷述。 從【紀年】發現到現代,一千七百多年之間,再沒有類似的史書發現。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儘管出土了若干批戰國時期的竹簡書籍,也沒有見到像【紀年】一樣的史書。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清華簡【系年】的出現,是那樣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和注意了。著名學者王國維曾稱汲冢竹書為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發現,我們對於【系年】的價值也應有足夠的估計。 【紀年】和【系年】都是戰國時人編著的史書,而且如一些學者已經指出的,兩者在記事上頗有可以互相印證聯繫之處。不過仔細考察,【系年】還是有許多不同於【紀年】的特點。首先,兩書的寫作時代有別,作者國屬也不一樣。【紀年】成書於戰國晚年魏惠王時,作者本於魏人立場,於周室東遷後用晉君紀年,分晉後用魏君紀年。【系年】則作成於戰國中期的楚肅王時,比【紀年】更早幾十年,作者雖可能是楚人,卻不局限於楚的立場,甚至對楚國時有微詞。這一點,有可能使【系年】的記事有更多的客觀性,與【紀年】不同。 【紀年】敘史始於上古,【系年】為什麼只上溯到周初?我覺得這並非作者志在做一部斷代史,而是與其撰寫的實際目的有關。2011年,我在【文物】雜誌上介紹【系年】時,即已說明,【系年】始於武王克商,而且有關西周的記載僅限於書的前四章,即使這四章所說重點也在於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諸侯國怎樣興起,這表明【系年】作者的主旨是在為書的讀者提供了解當前國家大勢的歷史背景,同時起到以史為鑑的作用。由這個方面看,【系年】與【紀年】又是不大相同的,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系年】的讀釋研究,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該書篇幅雖不很長,卻是言簡意賅,相當古奧費解,通篇所用楚文字,也有不少需要專門釋解的地方。我們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所作整理報告,盡力做了整理考釋,然而限於學識和時間,我們的工作只能說是初步的,僅是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準備和基礎,這是我在幾篇小文里反覆說明過的。 實際上,像【系年】這樣的新發現,內涵十分豐富,有關問題牽涉到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等學科,要想深入探索,必須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才能期待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並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企及。有鑑於此,李守奎教授在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進程中,特意組織了這套『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已完稿的這12種專著,不僅有歷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獻等方面的考察研究,還擴大到像史學史、書法史等一般較少觸及的範疇,真正體現出多學科聯合攻關的特點,在最近學術界類似項目的工作中是比較罕見的,這是出版界和學界的一件幸事。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本文系『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序,標題為編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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