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釋中國紀念馮友蘭誕辰120周年

今天是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120周年誕辰的最後一天。他的一生經歷了三個風雲激盪的時代：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作為一代哲人，他孜孜不倦地傳承着、詮釋着中國傳統文化，並致力於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歷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等職。

馮友蘭晚年曾自擬一副對聯用以自勉：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據他自己解釋，“上聯說的是我的學術活動方面，下聯說的是我所希望達到的精神境界。”“舊邦”、“新命”，源出【詩經】“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馮友蘭以“舊邦”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傳統，用“新命”指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建設。他說，“解放以後，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揚起來。”“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要“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養料”。

闡發舊邦：照着講還是接着講

馮友蘭不僅是哲學工作者，更是一位哲學家;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是傳承，更多是詮釋，用他自己的話說，不是“照着講”而是“接着講”。他說，“中國需要現代化，哲學也需要現代化。現代化的中國哲學，並不是憑空創造一個新的中國哲學，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只能是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分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確起來，這就是‘接着講’與‘照着講’的分別”。所以他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石和養料，結合時代特點構建起自己的哲學體系，以應對當下的時代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前，馮友蘭完成了自成體系的【中國哲學史】，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標誌着現代“中國哲學”學科的確立。後來他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學時又將講稿整理寫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該書是馮友蘭哲學與思想融鑄的結晶，成為西方人了解和學習中國哲學的初級入門書。

此外，馮友蘭於抗日戰爭時期為增強民族自信心而寫就“貞元六書”，構成了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貞元”的說法取自【周易】，書中乾卦卦辭為“元亨利貞”，分別象徵春、夏、秋、冬四季。“貞元”即“貞下起元”，就是冬盡春來的意思，表示抗日戰爭必定勝利，民族復興一定到來。“貞元之際”的提法充分顯示出馮友蘭以哲學創作的方式自覺參加民族復興大業的努力。“貞元六書”包括：【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其中，【新理學】是馮友蘭構建的“新理學”的基礎和核心，【新事論】和【新世訓】都是“新理學”的應用，【新事論】的副題是【中國到自由之路】，這條路就是工業化。【新原人】講的是人生的四種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新原道】是講中國哲學的根本精神，【新知言】是講哲學的方法論。

哲學家的任務：解釋世界還是改變世界

馮友蘭說：“真正哲學的性質，如我在【新理學】中所說的‘最哲學的哲學’，是對於實際無所肯定，科學則是對實際有所肯定。”在他看來，哲學不是知識，不是各學科的綜合，它並不能給我們帶來知識。哲學的功用僅僅在於幫助我們對人生、社會乃至宇宙的覺解，人對宇宙的覺解越是透徹，被覺解的宇宙對於人越是有意義。隨着覺解的程度加深，人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的生命意義由此得以豐富地呈現。他在【新原人】一書中說，“人與其他動物的不同，在於人做某事時，他了解他在做什麼，並且自覺地在做。正是這種覺解，使他正在做的對於他有了意義。他做各種事，有各種意義，各種意義合成一個整體，就構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構成各人的人生境界，這是我的說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覺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對於他們也就各有不同的意義。每個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與其他任何個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這些個人的差異，我們可以把各種不同的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概括的等級。從最低的說起，它們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按照這種理解，哲學家的任務在於解釋世界，而不是改變世界。

但是，1949年國共政權交替，他的這一認識受到了衝擊和瓦解。一開始馮友蘭認為“革命家已經改造世界了，至於說明世界，那就是哲學家的任務了”。但在同一年他又發表文章說：“哲學怎麼能改變世界?它如果正確地解釋了世界，這種解釋，就成為改變世界底指南針。”在他看來，哲學已經不僅在於解釋世界了，它甚至可以改變世界，他本人作為一個哲學家，也要參與到改變世界的進程中，願意為必將崛起的“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效力。只是後來形勢的發展，才使他明白，不僅是改變世界，就是怎樣解釋世界，也不是哲學家的事情了。

“帝王師”理想的破滅

張載曾經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哲學家不懈追求的使命，這一宏願引起後世哲學家強烈的共鳴。馮友蘭既然“接着”宋明理學講，他的價值理想並未擺脫這一鼓舞人心的強有力傳統。事實上，馮友蘭一生的哲學歷程正是對這一使命孜孜以求地生動詮釋。所以，他強調人生價值在於內聖外王的兼顧，提出哲學的一大用就是“外王”理想的實現，即做社會的最高首領，甚至提出了“哲學王”和“帝王師”的概念。

馮友蘭生當晚清風雨飄搖之際，又深受儒家傳統的影響，對“帝王師”角色的渴求過於執念。早在蔣介石當政時期，他就以受蔣的禮遇為隆;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他積極向毛主席寫信表態，表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改造。毛澤東雖然對馮友蘭的態度表示歡迎，態度卻相當不客氣：“像你這樣的人……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有一次在會上與毛澤東相遇，毛澤東拉着他的手說：“好好地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馮友蘭因此而備受鼓舞。後來各種政治運動此起彼伏，馮友蘭在多年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之後，漸漸喪失了基本的自信，他判斷事物的標準只剩下了簡單的一條：跟着毛主席走，跟着黨中央走，跟着革命群眾走，“毛主席黨中央一定比我對”。1973年，作為一位深通儒學的大師，他還居然積極加入所謂的“批孔”運動。對於這段經歷，馮友蘭後來自我反省說：“1973年我寫的文章，主要是出於對毛主席的信任，總覺得毛主席黨中央一定比我對。實際上自解放以來，我的絕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總以為是前進一步。這是立其誠，現在看來也有並不可取之處，就是沒有把所有觀點放在平等地位來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時得到吹捧，也確有欣幸之心，於是更加努力“進步”。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誠，而是譁眾取寵了。”

正是因為他對“帝王師”的執念，他在政治權力面前的價值堅守(中國古代所謂“從道不從君”)顯得蒼白無力。但是，內聖外王的理想雖有其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但在先秦以來的兩千多年歷史進程中，卻從未得以實現，根本原因就在於“內聖”與“外王”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外王”指涉人倫日用的社會現實生活，“內聖”則是個人內心的道德意識和道德修養，無論是性質、範圍和方法，內聖和外王都迥然不同，它們之間的轉化和嫁接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將遭遇巨大的挑戰。而馮友蘭依舊篤信內聖外王的一致或內在關聯，力圖通過境界說將內聖和外王予以貫通，並一直試圖尋找踐行這一理想的機會，即對“帝王師”角色的念茲在茲。這勢必顯得窒礙難通、不合時宜，因而馮友蘭的“帝王師”理想最終破滅，並因種種過分之舉而受到許多人的詬病。所以台灣學者韋政通批評說：“馮友蘭的真正問題，是50多年來一直靠得權力中心很近。”

輔作新命：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和民族化

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馮友蘭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西文化的衝突及其融合，他基本沒有注意到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和“民族化”問題，他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從農業文明(古)向工業文明(今)的轉變。但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的文化觀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即更加重視作為“個體”的民族文化。他認為，對於中國文化不僅要從文化類的觀點來看，同時需要從文化個體的觀點來看。從類的觀點看，張三作為一個工程師，所關注的只是其之所以為工程師者，他的其他特徵都不相關。但從個體的觀點看，張三是一個完整的人，他的諸多其他性質，如身高、相貌、性格等雖與他作為工程師不相干，但卻是張三之所以為張三並與其他人區別開的重要性質。從這方面說，個體就有重要的意義了。

同樣，從文化個體的觀點看，不同的文化雖然可以被劃分到同一種類型中，但從文化的其他特徵看，不同文化之間的區別又是絕對的。從文化認同和民族生存的角度看，在區分文化類型時被忽略掉的諸多文化特徵就具有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處在現實的民族危亡的時代，只有民族性的文化才能激發民族的凝聚力，使人們投身於民族解放事業中去。因此，馮友蘭大力強調每一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之“異”。

此外，馮友蘭確立的中國哲學學科範式，至今也仍然支配着中國哲學的學術研究。他晚年長達十年之久的春蠶吐絲般地耕耘寫作，最終完成百餘萬字的皇皇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這在學術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新編】也成為中國哲學史上不朽的篇章。如今，中國的現代化進行了數十年，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文化軟實力都日趨強大，曾經被西方堅船利炮摧殘蹂躪的中華文化正逐漸顯示出它的內在生命力和強大吸引力。時至今日，西方文明的弊端不斷暴露，從文明衝突到文明對話的開始轉變，表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在世界文明體系中扮演它越來越重要的獨特角色。而這些現實正與上世紀一代哲人馮友蘭的觀點不謀而合。

馮友蘭生於舊時代，終於新社會，一生跌宕起伏、飽經動盪，也曾被各種政治勢力和潮流裹挾，不少行為未必盡如人意。至於他的文化抱負，一方面要闡發舊邦，即詮釋中國文化傳統;一方面則輔成新命，即以自己的方式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其間的種種矛盾未必皆能圓融。他的一生，透露着一個夾雜在舊觀念和新時代中間的知識分子的無所適從;他的哲學，表現出“舊邦”與“新命”之間的難以彌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馮友蘭是舊邦與新命之間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