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泰斗馮友蘭的『文革』遭遇

導讀：今天是馮友蘭先生誕辰120周年的最後一天。馮友蘭在“文革”時的文化選擇，其實是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無法逃避的選擇：由於心靈無所庇護，在治世，儒家知識分子尚可以輔佐天下為使命，但逢亂世，儒家知識分子就只能接受悲慘的下場。馮友蘭尤其無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了一個根本不需要知識、並且強烈詆毀知識的時代。

馮友蘭是新理學的創始人和新儒家的開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學著作為【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和【中國哲學史新編】，其中【貞元六書】又由六部哲學著作組成。這三部著作俱為鴻篇巨製，蔚為大觀。民國時期，馮友蘭就是飲譽海內外的著名哲學家，是近代中國以來泰斗級哲學大師。燦若群星的西南聯大竟然被認為只有“三個教授”，馮友蘭、陳寅恪各居其一，唐蘭和劉文典合二為一。在西方學術界，他被認為是現代哲學史上“最先具備哲學史家資格的學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國哲學的必經之路。對於許多西方人來說，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馮友蘭在學術界地位幾乎無人匹敵，其高度至今難以超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不朽業績。但他在“文革”中的表現卻遭人詬病，主要原因是他參與了“四人幫”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寫下若干尊法反儒的文章和不少詩文，後來與受到“四人幫”重用的周一良、魏建功、林庚並稱“四皓”(即四個鬚眉皆白的老頭)。

馮友蘭在新中國建立後的工作態度有一個轉變的過程。1948年底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追隨蔣介石政權離開清華，維持學校教學工作由馮友蘭承擔。軍管會接管學校後，馮友蘭依然按舊時規則行事，一方面他對政治並不熱心，要保持學術與政治的距離;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負使然：即便是新政權，自己也該能用得上。

隨着新舊交替衝突，馮友蘭這位清華大管家深感力不從心、難以勝任，他逐一請辭一系列行政職務。新政府很快批准他的請辭，有人表示馮的思想“跟黨不合”，要求他“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馮友蘭似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澤東，承認自己過去傳授的是封建哲學，是為國民黨服務的，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重寫哲學史。毛澤東於10月13日回信，雖然歡迎馮友蘭的表態，但也說：“像你這樣的人……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1952年9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馮友蘭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從此，馮友蘭陷入被反覆批判的境地，隨着此起彼伏的運動，他從開始批判自己到漸漸批判別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老運動員”

北京大學是“文革”重災區，第一個貼出重磅大字報的正是北京大學造反派，著名造反派頭頭聶元梓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文革”甫一爆發，馮友蘭即被揪了出來，他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進行批鬥。

隨後，馮友蘭便陷入不斷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系作了長篇發言【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下旬紅衛兵前來抄家，在他家門口貼上大字報，宣布他的“罪狀”，封存了他的文物和書籍，凍結工資，夫妻倆每人每月發放12元生活費。

8月26日馮友蘭再度被抄家，不僅拿走了他家幾乎所有值錢物件和許多紀念品，同時只讓老夫妻倆住一間房子，其餘都被鎖上。後來，他的居所一共住進了5家，入秋，由於禦寒的衣服取不出來，他只好披着麻袋，頂着寒風去開批判會。除了批鬥、寫各種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掃街道。

此時馮友蘭已年逾七旬，患有嚴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醫院去看病，由於“反動學術權威”的身份，醫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療，他於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學系某‘文革’小組組長”，匯報、陳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於15日住進北京醫院，但手術尚未做完，醫院也被造反派奪權，他又被趕了出來，無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鬥。此後，經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術。

在一份北大革委會作戰部編印的材料上寫到：“馮友蘭是一個幾十年來一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御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他仍然賊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經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煽動反革命復辟。……成了解放後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一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白旗。”接着又將馮友蘭與劉少奇聯繫到了一起批判，說他因為“積極反共、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而得到了劉少奇的賞識”。就這樣，馮友蘭不斷地被批判、交代、寫材料。

從“文革”爆發到1968年5月，是全面武鬥、奪權的混亂階段，5月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原本是為制止這種混亂所採取的一項非常措施。動亂製造者實際是“文革”發動者，罪責卻推給了“混進人民內部的階級敵人”。“清隊”意味着從胡揪蠻斗變成了有系統的政治迫害，出現大量冤假錯案。

此時馮友蘭已是73歲老人，他於8月底9月初被工宣隊誆騙出去，對他實施隔離審查，開始了勞動改造。這說明對馮友蘭的批判升級了。

在隔離審查期間，大教授們在“牛棚”里濟濟一堂，批判馮友蘭時，除了“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共老手”外，還一定要他承認自己是“反動學閥”。洪謙開始也跟着承認自己是“反動學閥”，但造反派卻認為資格不夠，只能是“反動學術權威”。馮定自報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又不夠格，他只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各種不同級別的“罪行”中，馮友蘭是最重的。

出乎意料的是，這次審查的時間不長，兩個月後的11月18日，他與翦伯贊一道被解除勞教，釋放回家。據馮友蘭自己說，這次優待得自領袖的“關照”，說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這番講話對馮友蘭來說，無疑形同救命。

馮友蘭沒有死，而且是在領袖的“保護”下，他內心充滿感激之情，解除勞教後，他按照工宣隊指示致信毛澤東表達了感激之情，同時還以詩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寫下【蝶戀花·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之謙遜、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國時代的馮友蘭判若兩人。信和詩作皆通過謝靜宜轉達給毛澤東，毛澤東向馮友蘭表示問候。此後每逢事端，馮友蘭都要以詩詞賦頌，不論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一周年，馮友蘭表示“歡呼”：“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最令人側目的是在毛澤東78歲壽辰之時，他寫下【韶山頌】三十三首，其中最後一首寫到：“曾以宏詞作【天問】，又以革命作【天對】。曠世風流問對人，萬歲萬歲萬萬歲。”其語言之直白、格調之低，令人嘆息，寫【西南聯合大學碑文】時馮友蘭的神采蕩然無存。毛澤東收到【韶山頌】後，托謝靜宜向馮友蘭表示感謝，馮激動不已，再作【七絕·感事】：“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為有東風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綠蔭。”馮友蘭的這類詩詞，連同【詠史二十五】合計寫了百首左右。

與僥倖存活的馮友蘭相比，翦伯贊無此幸運，因“劉少奇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劉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實在交代不出，與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劑量西德產速可眠自殺。

據不完全統計，自“文革”開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學僅自殺的老師就有：歷史系教授汪籛;數學系講師董懷允;英語系教授俞大絪;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哲學繫心理學教授沈乃章;化學系副主任、副教授盧錫錕夫婦，北大化學系器材室職員林芳;生物系教授陳同度;物理系教授饒毓泰;北大原黨委書記崔雄崑;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歷史系辦公室主任吳偉能以及陳永和。

人物簡介：

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