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勿借『翻譯』行『篡改』

不久前，作家馮唐翻譯的【飛鳥集】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少人直斥其是對經典的褻瀆，也有讀者調侃這是文學翻譯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襲擊”。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在馮唐譯版的詩集中，低俗不雅的句子令人側目;而諸如“我會給你新生噠”這類網絡語言更不鮮見。

且不說隋唐時的佛經譯介，自嚴復在【天演論】的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這三個字遂成爲譯事楷模，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信”指譯文要準確，不歪曲、不隨意增減原文的意思;“達”指譯文要通順明白，符合所譯語言的語法及表達習慣，而不拘泥於原文字詞;“雅”則指譯文要有韻味，儘量傳達出原作的風格意趣。三者或不可兼備，但至少應做到與原文對觀，“其義無不達”。

此後，雖有“直譯”“意譯”之爭至今未絕，但即便允許對原文做適當增刪調整的“意譯”之主張，亦不能扭曲原意，並十分強調對原作意境的傳達。典型的例子如郭沫若的“風韻譯”理論——“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於原文的字句，對於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於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

由是觀之，馮唐所譯的【飛鳥集】，實是“乃不知有信，無論達雅”了。將“面具(mask)”譯爲“褲襠”、“好客(hospitable)”譯爲“騷”，皆違背了原文的本意;隨意的粗口和網絡詞彙，更是將泰戈爾營造的意境徹底毀棄。【飛鳥集】的近十個中文譯本里，公認以鄭振鐸譯本爲最佳，讀者在批評馮譯本的時候，也往往引用鄭譯本作爲對比——“世界對著它的愛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變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恆的接吻”“大地藉助於綠草，顯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但一千個觀眾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細細品讀馮譯本，也有人找出不少優於鄭譯本之處。然而翻譯畢竟有著嚴格的規則，肆意地將自身的風格凌駕於原作的氣韻之上，甚至不惜爲此篡改原詞，才最終導致了輿論的一致差評。

有人說，翻譯家的工作是一種再創作，有一定的自由度，此言不虛;但這種再創作與作家的創作並不相同，作家的創作可以“從心所欲”，翻譯家的再創造卻要做到“不逾矩”。翻譯，其實是戴著鐐銬的舞蹈，“一名之立，旬月躑躅”，這副鐐銬是束縛，也是成全;是對作者的尊重，也是對讀者的責任。

被譽爲“當代翻譯理論之父”的美國語言學家尤金·奈達，有一條最著名的“等效原則”：譯語中的信息接受者對譯文信息的反應，應該與源語接受者對原文的反應程度基本相同。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草嬰則用更通俗的比喻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我就覺得一個文學翻譯家，主要就是做原文作者同譯文讀者之間的一個橋梁，這個橋梁要做得寬闊、平坦、容易走。”翻譯的作用是溝通，“譯者”二字，就等於和讀者簽訂了一個契約，承諾盡力將讀者送至原作的境界。倘若譯者自我膨脹，甚至隨意改變路線，一心只圖向讀者展示自己的境界，那已經違反了翻譯的職業準則了。

上世紀90年代，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先生譯【紅與黑】時，將法文“mourir”(死)譯爲“魂歸離恨天”，不料引起爭議，【文匯讀書周報】還曾刊登文章，指出這種譯法加入了不屬於原文的因素，值得商榷。前輩學人，嚴謹若此。如今，如馮唐者如此隨意地翻譯經典，既缺乏對經典的尊重，也缺乏對翻譯本身的尊重。

翻譯一行，積弊久矣。譯者缺乏自覺，原因之一或許在於這個概念從源頭上就未釐清。比如林紓，直到今天仍被許多人誤認爲是近代著名翻譯家，他將西方小說譯爲古文的過程中改動尺度之大，也成爲不少譯者擅改原著的依據。而實際上，林紓根本不通外文，他只是將別人翻譯的句子改寫成古文，嚴格說來，並不屬於當今我們所定義的“翻譯”之列。

而行業規範的缺失，也加劇了這一狀況。出版社往往爲了追求名人效應帶來的銷量不顧質量，或爲了降低成本僱傭沒有經驗的學生兼職，導致翻譯市場泥沙俱下。在翻譯難度大、利潤薄的文學翻譯界，這種現象尤爲嚴重。部分出版社縱使有心在翻譯環節嚴格把關、提高品質，也缺乏具體的判斷和實施標準。

回到【飛鳥集】，道理同樣如此。馮唐有展現自己風格的自由，也不排除有人就喜歡這種風格。但是，卸下了鐐銬、隨心所欲的翻譯，終究已不能稱之爲翻譯。有關部門與出版行業應當負起責任，制定出有效的行業規範，進一步明確“翻譯”一詞的內涵。當譯者自由發揮過度、逾越了規範的制約時，則必須在封面上註明“編譯”或“譯寫”之類，以示區別。而對於已有數種經典譯本在前的名作的再度翻譯出版，則更應慎重。而一個人，如若沒有修辭立誠的胸懷，既不能超其文之美，亦無力追其義之信，還是趁早打消做翻譯家的企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