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歷史學的理論研究與徽學研究』研討會簡述 ... ...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歷史學的理論研究與徽學研究』研討會簡述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歷史學的理論建設工作積累了豐厚的理論成果與研究經驗，也遇到了不少新的挑戰。回顧這一時期史學理論的發展歷程，梳理相關問題，有助於當今的史學工作者繼承和發揚前輩的治學方法和精神，以推動史學研究工作的發展繁榮。有鑑於此，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和中國區域文化研究院近日在蕪湖共同主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歷史學的理論研究與徽學研究』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大高校、研究機構的60餘位專家學者圍繞主題深入交流，既探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學的理論演進、價值功用、傳承發展等問題，也爲如何加強理論指導以促進徽學研究提出了建議。

    史學理論的發展與功用。與會者普遍認爲，在中國歷史上，史學理論主要有三個重要發展階段：在古代，以劉知幾、章學誠爲代表的史學名家提出了一系列傳統史學理論；進入近代後，大量西方史學新方法、新思維傳入中國，以梁啓超、李大釗等爲代表的近代史學先驅進一步推進了我國史學理論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後，在繼承以往史學理論發展的基礎上，范文瀾、白壽彝等史學前輩在辯證唯物主義史學的指導下，吸收和借鑑國外史學新方法，將我國史學理論的發展推至新的高度。針對當前史學發展的新情況，與會專家一致認爲應加強理論體系的構建，重點關注歷史和史學發展規律、唯物史觀與史學的評價和社會功能。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還應加強自身修養，提高在歷史文獻的考證、史著編撰的原則、具體史學方法和史學交叉學科發展等方面的水準。在論及史學理論的功用時，與會學者認爲它不僅可以爲具體研究實踐提供不可或缺的價值觀與方法論，拓展史學工作者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還能規範史學研究成果的傳播。大家認爲，近年國內的歷史研究中，史學理論的深入研究相對缺失，以至於與微觀、具體研究成果產生脫節，急需加強史學理論建設。

    史學理論的繼承與創新。與會專家一致認爲，在史學理論建設中，批判繼承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古代史學有豐富的理論遺產，這就需要史學工作者在前人基礎上認真地去深入發掘、梳理和闡發，並將它同當代史學的理論成果結合起來，以形成史學理論領域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史學理論的傳承和創新工作離不開每個史學工作者的理論自覺、理論積累以及研究實踐，歷史學的理論建設絕非是少數致力於理論研究的人就能勝任的，它同時需要致力於實證研究的學者從自己的研究中加以概括和提煉，以充實、提高原有的理論認識。

    徽學研究理論構建和實證研究。與會學者指出，徽學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32—1949年是徽學的萌芽發端時期；1949—1976年爲徽學研究的初步發展階段；1977年至今爲徽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其發展與繁榮時期。大家認爲，明清以來的徽州歷史文化可以看作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後期的『活化石』，徽州地區保存下來的豐富的物質遺存和文獻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已經引起中國歷史和文化研究者的特別重視，產生了大量細緻又具體的研究成果。與此同時，徽學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別是理論建設需要加強。有學者以徽州文書爲例分析指出，徽州文書存世數量超過100萬件，近幾年整理研究進入高潮，主要有專題類、研究性、影印出版三類，這些成果雖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是缺乏整體視野和理論關懷，沒有運用『村落文書』『歸戶文書』等理論方法，致使徽州文書散亂化、碎片化現象仍然十分嚴重。因此，理論探索和實證研究是徽學研究的同等重要的兩個環節，缺一不可，加強理論構建是徽學研究繼續推進的重中之重。

    （作者單位：安徽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