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壽：點燃中華文明的香火

徐兆壽：點燃中華文明的香火

香港學生參觀西北師大絲綢之路文物展

中國郵政發行的『絲綢之路』特種郵票

山東曲阜孔林

季羨林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敦煌、新疆地區是世界上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我們有理由和責任回應來自世界的種種疑問，也必須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把話題引到中國，引向絲綢之路這個古代歐亞交流的廣闊場域中，來重新探討中國與世界的命運——

一個禮儀的缺失

    2015年七月，去北京開會，正好周末兩天無事可做，突然想，何不去一趟曲阜？這可是十年來的一個夙願。查了高鐵，又查了曲阜的住宿等情況，便匆匆離開流着汗的北京。

    當晚臨睡前，我從網上下載【史記·孔子世家】，又讀了一遍。這篇一萬字左右的文章，我快背誦下來了。但即使如此，每讀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前年冬天的一個夜晚，當我再次讀完後，一個人坐在書房裡傷心流淚。為他的不被世人理解，也為和我一樣的書生的單純、耿直、心靈的流放。人們認識的那個孔子，是百年來人們重新塑造的世故的孔子，不是真的孔子。他替歷史背了黑鍋。因此，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想寫一本書【為孔子辯護】，而十年來給學生講孔子使我一直渴望能隆重地到曲阜拜見一次孔子。未曾想，我竟然如此草率地來到這裡。

    第二天，先去了孔廟，然後到孔府，最後坐着電瓶車進了孔林。當我在20萬座墳塋中穿行時，第一次被清風朗日所震撼。那些墳塋每一個都不大，像是隨意凸起的小土堆，密密麻麻，一個連着一個。上面長滿了青青的嫩草，像一行行【詩經】中的古詩。茂密的樹木將陽光分隔成一束束。清風踩着那些陽光在歡快地跳躍。沒有一點點的陰氣。這浩大的墳場在世界上絕對是奇蹟。它沒有中國帝王陵墓的雄渾、高大與闊氣，也沒有埃及金字塔那樣的永恆雄心，期望靈魂不死。它與我們中國每一個普通老百姓的墳塋一模一樣，人從泥土中來，又回到泥土中去。但是，當20萬座姓孔的墳塋浩浩蕩蕩排在一起時，便顯示了人世間從未有過的一種偉大：文明的勝利。我們找不到哪個帝王能與孔子的偉大相比，也找不到哪個宗教領袖能有如此繁盛的子孫。

    天地之間，唯有孔子，這個人性道德範式的創立者。

    然而，當我站在孔子墓前要參拜孔子時，發現沒有人行禮。原來墳前有要求，希望參拜孔子以鮮花敬獻。也許是為了生態環境着想。人們束手無措，因為都沒有準備鮮花。那時，我突然間想到民國時辜鴻銘曾嘲笑一位西方人的故事。那位西方人嘲笑中國人的上墳方式，竟然要上香、獻供品，還有冥幣，問他：你們的祖先能吃能用能拿到那些東西嗎？辜鴻銘反問道：你們的先人能聞到鮮花的味道嗎？

    也許管理者的出發點是好的，他們一定未曾讀到過辜鴻銘的那個故事，甚至可能認為這才是文明的舉止，但是，少了一炷香，多了獻花的要求，就把中國人與自己的聖人隔離開了。

    天地之間，少了一炷香，缺少一個跪拜。這一缺，便可能使人無法無天，毫無規矩了。世道就是這樣暗下來的。

    雖然孔子在世時還不曾有佛教傳來的燃香儀式，那時還是用點柴火升煙來祭祀，但後世儒家祭拜先祖都是用上香的方式。人們相信，那縷青煙是絕對不能缺失的儀式。這是中國人的禮儀。與封建迷信無關，它是一種文化的傳承。鮮花代表了一種西方的儀式。作為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我寧願為孔子燃一炷香。

    我在曲阜流連忘返兩天，大街小巷晃悠，想尋找司馬遷來朝覲時看到的禮容，卻未曾見到。我也在孔廟、孔府里想尋找一些禮器，也失望而回。

    回到蘭州後，我一氣寫了近四萬字的長文【壯哉！文學青年孔子】，以懷念這位聖人。我暗暗發誓，從此後要多講孔子。繼絕興滅，吾輩有責。

    三種文明的興亡

    最近，有中國香港地區的師生去敦煌朝聖，路過蘭州與我們的師生交流，他們要我講講中國傳統文化與絲綢之路文化，我第一時間便想到了錢穆先生。錢穆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他曾在香港大力提倡中國文化，創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也就是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他堅持新亞書院應以發揚中國文化為宗旨，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第一任校長必須為華人擔任。我不知道現在香港中文大學是不是如此，也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多少了解，但我想，他們對錢穆是不陌生的。

    錢穆將人類文化分為三種文化：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今天，游牧文化基本上快消失了，只剩下農耕文化和海洋文化。農耕文化以中國文化為中心，海洋文化即西方文化，錢穆也稱其為商品文化。香港是一個島，用錢穆的觀點看來，它的文化趨向於商品文明，這也是它在現代以來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重要原因。香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都會。蘭州是一個內陸城市，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從地理文化上來看，它是游牧文明與農耕文化的交匯地。因此，站在蘭州看香港與敦煌所代表的文化非常有意味。

    百餘年來，香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各種西方文化從香港源源不斷地湧向大陸；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重要口岸也是香港，從香港再往海外。但敦煌就有不同的命運。它是文化殖民者斯坦因從印度進入中國的西大門，其名是以被盜取大量文物的方式在歐洲傳播開來的。這是百年中國學術傷心史，也由此揭開了海洋文化向農耕文化全面殖民化的一頁。

    這使我不禁想起600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一個叫鄭和的宦官帶領62艘戰船、28000人，向海外浩浩蕩蕩地駛去。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偉大的環球航海，所不同的是，農耕文明崇尚的和平精神使鄭和未曾想到將他所走過的地方變成殖民地。那時的中國不但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救濟他人。然而，這種精神並未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世界精神已經被以侵略為主要特徵的海洋文化所主導，它表現為急功近利的社會進化主義。直到今天，中國有相當多的社會進化論者還在批判這種崇尚和平的精神。

    與此相應的是，在鄭和下西洋兩百多年之前，從中國北方草原上，一支鐵騎順着絲綢之路向中亞和西亞挺進。按錢穆先生所言，因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內中不足和不穩定心理，這些草原上的民族帶着掠奪的天性向着一切文明展開其野蠻的侵略。這就是成吉思汗的蒙元帝國。這一次，戰爭將中國的文明傳播向世界，四大發明在一定意義上催生了歐洲文藝復興和世界地理大發現。有人說，造紙和印刷術傳到歐洲後，促進了【聖經】和羅馬文化的傳播，也便催生了文藝復興，而指南針和鄭和的造船技術則使歐洲人有了航海大發現的保障，火藥則武裝了列強的殖民活動。這種說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鄭和未曾想到的是，大約一百年左右，在哥倫布航海成功之後，西班牙和葡萄牙便瘋狂地撲向那片新大陸。古老的印加文明、瑪雅文明、阿茲克特文明一一被毀滅。海洋文明的內中不足和長期向海洋掠奪的生活造就了其文明的天性——侵略性。可以想象，當日本侵略中國後，中華文明便不復存在。日本雖然先前崇尚的是中國文化，但其骨子裡仍然是海洋文化，所以在後來脫亞入歐。

    再往前推。在少年英雄的漢武帝時代，他派出張騫、霍去病等大臣，一文一武向西開拓，抵禦游牧民族匈奴的侵略，結果打通了古歐亞大陸，這就是舉世聞名的人類交流的動脈——絲綢之路。中國與整個世界的相互影響就是這樣展開的。漢長城顯示的是漢帝國農耕文明的特性。意思是，長城以外你可以胡作非為，長城以內則是我漢家江山。

    今天，我們就站在絲綢之路的黃金地段，向西瞭望。這條道路在今天被德國人李希霍芬命名為一條文明的交流大道，絲綢之路。它顯得那樣華麗而柔軟，富有魅力。仿佛這條文明的運河上一直風平浪靜、浪漫古今。事實上，它從來都是一條用戰爭推開的道路。

    文明的傳播中，戰爭是最大的推手。在伊朗高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不滿於自己貧瘠的生活，於是，他們紛紛沖向平原，古巴倫文明被毀滅了，古印度文明被毀滅了，最後連古埃及文明也被它毀滅。人類三大文明就這樣被野蠻的力量頃刻間化為傳說。古愛琴文明也是被外來的蠻族所毀滅，中國南方的農耕文明炎帝一族被同樣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黃帝一族所征服，繼而黃帝又繼承了農耕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領袖。

    三千年來，來自北方和西方的野蠻文明始終在不斷地侵略着中國這片文明的沃土，然後又融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人類始終在追求以農耕文明所代表的穩定、和平、友愛、包容、永恆的正面價值，所以，即使野蠻的力量暫時戰勝文明的力量，但最後那些野蠻也被文明所化解。這是人類文明的輪迴，也是人性的心理需要。

    人類文明的輪迴

    人類的文明史還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任何文明都有僵化的一天。中華文明從明清開始就已經走向僵化。所謂『存天理，滅人慾』，滅掉的恰恰是人性中富有創造力的那部分，所以，國人的體魄不再強健，國人的意志變得軟弱，國家也就很容易被人欺負。八國聯軍、日本都曾凌辱過她。這些海島上的饑民熱切地期盼將中國變成第二個新大陸。

    用【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觀點來說，五百年之前，世界一直是歐亞大陸在起作用，而在近五百年來，也就是海洋大發現之後，世界便開始被海洋所左右。所以，這也就告訴我們一個文明的事實，在海洋未被發現之前，整個世界是被侵略性極強的游牧文明所侵略、毀滅和再造。在海洋大發現之後，世界則是被同樣富於侵略特徵的海洋文明所侵擾、毀滅與再造。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我們都是天地萬物的一種。文明的運化是天地運化的一部分。文明不可能一成不變。不變的文明必然會滅亡。這是人類的苦難，由不得自己。這也是中國古老哲學【易經】的思想。中華文明之所以是所有古老文明獨留下來的偉大文明，就是因為它從來都是在主動求變或被迫改變的過程中綿延不絕的。周穆王西巡、漢武帝西征、漢明帝迎請佛教、唐太宗再請玄奘西方取經、清末民初知識分子西洋求法都是主動求變；同樣，自炎帝以來，中國一再受到外來游牧民族和西洋文明的侵略，從而被動改變。

    今天，是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時代，然而西方文明也面臨諸多困擾，比如，在文化方面，面臨形而上的哲學困境，面臨知識的困擾與信仰的危機，學術開始走向自娛自樂，宛如中國明清時期的那種僵化模式，用福柯的話說，就是知識終結了人本身，開始異化人；在社會發展方面，面臨着資本統治世界時難以克服的諸多困難，技術主義、城市中心主義、物質主義已經成為不可克服的難題，而其天性中的侵略性與野蠻性以社會進化論為宗旨，正將它引向無名之路；從人的發展來看，個體的人面臨被過分商業化和物化的傾向，人性的分裂日益擴大，等等。

    正如中國文化的諸多問題無法完成自我克服，需要向西方文化學習一樣，西方文化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也不是其自身能夠克服的，它恰恰需要中國乃至東方的思想和文化去改變。

    中國有句古話，說五百年出一個聖人，意思是五百年乃一種文化演變的周期和輪迴。孔子五百年後，司馬遷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匯百家而成【史記】。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學生，他與董仲舒的思想一脈相承。在【史記】中，他講得很明白，百家都有長短，故而取長補短，形成新的學說，正是他和董仲舒共同的心願。在這個時候，漢武帝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尊儒而抑百家。也就是說，儒家是中心，其他百家是四維。但後世所理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司馬遷的記述相距十萬八千里。不管怎麼說，國家走向統一和強大，且能抵禦外侵。

    司馬遷和董仲舒五百年後是佛教融入中國的時期，鳩摩羅什和玄奘將大乘佛教引入中國，從而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再五百年後，朱子創造理學。又是五百年，王陽明合儒釋道為一體創立心學。如今，五百年已經到了，恰好是中國開始將傳統文化尤其是將儒學發揚光大的時候。這是歷史運化的結果，也是吾輩人承擔復興中華文化大任的時候。

    如果按中國人的這個邏輯來看，西方文化興盛也已五百年，也已經到了僵化的時刻。雖然西方文化在馬克思等批判學派的影響下不斷地在修正自己的文化，但是，其天性的內中不足導致的侵略性，使其商品文化無法克服壟斷的品性。虛擬經濟是在商品經濟的基礎上誕生的一種新的經濟，更是以殘酷的方式將經濟推向不可知的深淵。百年來很多經濟危機都是虛擬經濟引發的。文化也一樣。這可以從他們的學術體制中看出一端。大量的引論和注釋不正是虛擬經濟的另一種表現嗎？大量自娛自樂的小圈子不正是學術死亡的前兆嗎？

    東西文化的互補

    前不久，國際知名傳播學者、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國家特聘教授趙月枝女士來我所在的學院講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她是政治經濟傳播學者，所以，她自然地站在馬克思批判學派的立場上，歷數了西方學術的種種問題，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目前存在的各種弊端，提出解決目前人類問題的主義是生態社會主義。那麼，什麼是生態社會主義呢？我聽了後得出一個結論，即把中國道家的思想與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結合到一起而得出的一個新觀點。她還說，她已在她從小長大的浙江的一個村子進行這方面的調研與實踐。

    我暫且不去評論她的出發點、觀點以及實踐，我要說的是，作為一個在西方從事學術的中國籍學者，無論她在世界上獲得了多少真知灼見，但她的本根仍然在中國文化中。她之所以與道家結合，就是因為她的村子據說是黃帝煉丹的地方，童年的生活使她心心念念還是要回到中國。中國文化給予她智慧，給予她新的信仰。

    她的心裡始終燃着一炷中華文明的香火。

    那一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們討論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問題。她反對唯中國傳統文化是舉的觀念，我說，我也反對。現在，在中國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旦你提倡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就好像是要與世界作對，就好像是要提倡專制、封建、三綱五常。我不斷地強調，提倡中國傳統文化，是要以中國本根的文化為中心，而不再是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但又要以西方文化的平等、民主、自由等價值來補充、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文化成為世界上最為優秀的文化。人們總是問我，中國文化能給予世界什麼？我說，中國文化不是發展的文化，而是關於自由、和諧、永恆的文化。當商品經濟使世界一體化時，人們需要的是什麼？人們一定不會再需要帶有侵略性的文化，相反，人們需要的是包容、多元共存、和諧、自由、天人合一的文化，這正是中華文化的特點。

    認識到這一點，全球化在這個時候才可能達到真正的共鳴和共贏，而不是西方對東方的殖民。認識到這一點，東方和西方才有可能以平等的姿態開始交流對話，而不是東方一味地跟着西方走，喪失文化自信。基於這種認識，那麼，我們便可發現，先前說的西方文化那一系列問題恰恰是東方文化可以克服的。

    比如，儒家是科學主義、技術主義最好的中和者，將為它們安裝一顆人道主義的心臟。

    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正是克服人本中心主義、建立生態社會的不二法寶。人本中心主義是強調人乃自然界最高主宰者，自此便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生態觀。近代以來人類社會對大自然的過分掠奪就是這種思想的極端實踐。道家認為，人是萬物之一種，人應當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宗旨，人與天地便和諧相處了。

    比如，佛教是打破西方知識與邏輯等理性主義障礙的金剛經。福柯所批判的近代以來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將人學推向知識的碎片，最終也是想從知識的桎梏中將人解放出來。

    而這一切的傳播匯聚地，正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季羨林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敦煌、新疆地區是世界上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作為一位漢語寫作者，一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我有理由和責任回應來自世界的種種疑問，我也必須以這樣的方式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把話題引到中國，引向絲綢之路這個古代歐亞交流的廣闊場域中，來重新探討中國與世界的命運。

    曾經的敦煌就是今天的香港。全世界的人都在那裡喧譁與騷動。那裡曾經是世界的中心。今天，我依然認為，它還可能是世界的中心。只要我們願意，只要我們敢於擔當。當然，我也反對那種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的言論，反對那種唯中國文化是舉的偏狹觀念。中國文化的復興一定是以西方文化的融入為前提，否則就是復古主義。同樣，我也深信，西方文化要走出今天的種種困境，仍然需要向中國文化學習。

    這需要時間來證明。現在，且讓我們在心中為中國古老的文化燃起那炷清香。

    （作者為作家、學者，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院長，著有長篇小說【非常日記】【生於1980】【荒原問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