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集：動盪與變革時代的家族文化傳承

家集：動盪與變革時代的家族文化傳承

家集的編輯興盛於明清

    錢穆先生在【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一文中說：『欲研究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必當注意研究中國之家庭。』此乃不刊之論。與家族相關的文獻，為人熟知的應是家譜；與家譜相伴隨，更為豐富、感性的應是家集。相較而言，家集的知名度遠遜於家譜。

    家集是指匯合或編選的家族性著述，它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代成員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數十代成員的作品。編纂家集的明確意識似始於元代。宋、金二代的家集目前所知有20種（多種名目的『三蘇集』，此處視作一種），大都屬明清人回溯性的編輯。而元人編家集，據筆者對【全元文】中家集序的梳理，至少有16種。明清是家集編輯刊刻的繁盛期，明代的家集有124種（含小部分清人編輯），而清代的家集，可以查閱的有786種，見於目錄或其他文獻記載的、暫不能查閱的有162種，合計共948種（有小部分為民國時編輯）。

    為何要編家集？其意圖應與修家譜的宗旨相同，即尊祖、敬宗、收族；然途徑稍異，家集更偏重於對先人或當下家族文獻的保存，以及對家族後人的感發教育。趙基在【吳江趙氏詩存序】中說：『使數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磬欬，與數百年以下之子孫相接。』借用希爾斯（EdwardShils）【論傳統】（[美]愛德華·希爾斯著，傅鏗、呂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中的說法，家譜與家集的編纂是一種『文化複製行為』，家譜有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家集也有不斷續編之舉，『一個社會是一個由數不勝數的行為、觀點和思想組成的自我複製過程。……一個社會不只是一個存在於特定時刻的共時現象。如果沒有持續性，社會就不成其為社會；複製的機制賦予社會以持續性；這一持續性是社會之所以被定義為社會的條件』（第180頁）。由持續性可推想家族『共同意識』的形成，由家族『共同意識』也可推想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強大的傳統為何具有『跨時間的同一性』。在留意家譜與家集共性的同時，不能忽略家集的特性，趙基序文中的『性情磬欬』也大致表明以收錄詩文為主的家集，自具親切面目，能在文字中見人物行事大概、內心波瀾與精神風貌，而不是家譜中家規、譜系、傳記呈現的嚴峻、規整氣息。

    清代家集數量的爆發式增長，與清代修譜風氣的興盛有密切聯繫。家譜中的『藝文』或『著述』部分，近似家集。以未完全的考察來推測，【中國家譜總目】所錄家譜中大約有394種『准家集』（之所以稱為『准家集』，是因為其中藝文部分脫離家譜單獨刊行）。

    清代編輯家集風氣之盛，還與清人對世家標準的重新界定有關。清人判斷世家的標準，似乎更為開放。錢泰吉說：『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為貴，而以士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為美。』余集則將窮達淡化，指出『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業世其家，有以文學世其家，而窮達不與焉』。

    兵燹刺激家集的大量編輯

    清代家集在各個時段的數量亦有起伏，現將清代786種家集的時段分佈統計如下：

    其一，刻本：乾隆朝及此前時段（152年）有48種；嘉道兩朝（65年）有113種；咸同光宣四朝（61年）有208種；民國（39年）有34種。

    其二，石印本：光、宣兩朝石印本有6種；民國石印本有17種。

    其三，鉛印本：光、宣兩朝鉛印本有6種；民國鉛印本有136種。

    其四，木活字本：清代有9種；民國有9種。

    其五，稿抄本：清代有101種；民國有17種。

    若將咸、同、光、宣四朝的刻本、石印本、鉛印本家集數量合併，並除去太平天國戰爭所造成的編輯刊印空白期，就可得出一個判斷：晚清家集大量刊刻應是在太平天國戰亂之後，其總數超過以前兩個較長時段。當然也要考慮愈早編刊的家集因多種原因造成存世數量相對較少這一可能性。

    另外還可引入一個參考數據，即對與清代家集關係密切的清代家譜作一統計。【中國家譜綜合目錄】（中華書局，1997年）著錄1949年以前編成的家譜14719種，大致情形是順治朝少有家譜編成或刊印，康熙、雍正兩朝每年編成或刊印家譜平均不足5種，乾隆朝每年在5-20種之間，嘉慶朝每年在15-25種之間，道光、咸豐以及同治朝初年，每年在25-40種之間；自同治七年之後，每年至少有65種，如同治十一年有90種，同治十二年有75種，光緒朝每年至少有100種以上。家譜在同治七年以後年均數量的明顯增加，與兵燹後家集大增情況相似，其中應有搶救性的文化保存與宗族重振意圖。

    文獻面臨的厄難主要是水火兵蟲，其中戰爭破壞性最大。就清代家族文獻而言，其生存的『危機時刻』莫過於咸同之際的太平天國戰爭與清末民初的劇變。清代家集中有序跋的家集共382種，其中多次提及兵燹之後搶救性整理家族文獻，其中專指被太平天國戰火摧毀的家集有52種，泛指性質的戰火有9種，明清之際的戰火有3種，指明其他戰火有4種。朱琛【重刻紫陽家塾詩鈔序】說：『粵難既興，雕版毀於兵燹，族弟幼拙農部慨之，為捐貲訂校。』方昌翰【刻方氏七代遺書緣起】：『第已刻未刻之書，卷帙不可數計，閱時既久，散亡實多，經粵寇之亂，蓋蕩然鮮有存者。』52種家集序言中的訴說，只是江南舊家文獻劫難冰山之一角。

    戰火對包括家集在內的家族文獻的嚴重摧毀，激發了家族後人戰亂後搶救文獻。顧森書【勤斯堂詩匯編序】云：『（錫山顧氏著述）咸豐間粵寇一炬，已刻未刻之作熸而為灰，存焉者寡。文字之劫，無過於是矣。……頻年所求得者，倘不急為刊播，深懼後復散佚，而漸即於澌滅，何以謝後起之責耶？』趙希文【浚儀世集序】云：『毅盦修輯家乘，搜訪有年，掇拾於兵燹之餘，雖片什零箋，珍如拱璧，雪抄露纂，匯成巨編，本敬宗收族之心，寓誦詩知人之意，可謂篤於務本者矣。』有文獻在，不但是在保存故舊，更重要的是護持根本，有根本則可以開來，家族之書香將有復現之機。

    疾風知勁草。戰亂激發文獻的新生，或者說浴火重生，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十分有內涵的現象。中國歷史上王朝的更替，多伴隨戰爭，新朝建立之初，常有較大規模的文獻編輯整理工作，但一般都是官方行為，政治意圖較為明顯。與此同時，在民間還有自覺的文化搶救與保存，譬如清代家族文獻尤其是家集在大災難後的恢復與新生。這一更廣泛的文化自覺行為，是中國文化綿綿不絕、前薪後火、息息相繼的內在動力。

    家集與世家的文化傳承

    論家集必論世家，所謂『世』，有三十年為一世，父子相繼為一世之說，是時間的長度；又有繼承之說，如『世德』『世官』『世家』『世親』『世統』『世學』『世業』『世職』『世族』等等，雖未明言時間長度，其實亦蘊涵代際之間的關聯。

    希爾斯在論述傳統的持續性時，特別留意世代問題。他指出一種信仰和慣例從倡導者到接受者，至少要持續三代人，即三代人的兩次延傳才能成為傳統。持續三代之說，正與中國的『三代承風，方成世家』之說相合。持續時間的重要性亦顯露於清代家集名稱之中。在家集名稱中標明世數這一手法，只有到了清代才盛行。

    查檢清以前家集，宋代家集名稱中無標世代數的例子，元代有3例，明代有4例，至清代則有72例，如【卜氏三世詩草三種】【長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詩存】【漵浦舒氏六世詩稿】【桐城方氏七代遺書】【八葉詩存】【賜書樓九世詩文錄】【張氏十世詩抄】等等，這種特意以世代數目命名的方式，以及家集普遍採用世代統合文獻的編輯方式，正說明家集試圖建立具有持續性的文化傳承譜系。

    但實際上，世家文化在傳承過程中，時有艱難時刻，除上文提及的戰爭外，也有家族自身的因素。陳秉焯【高都陳氏傳家集】稱『是集成於式微之際』。孫錫祉【二談女史詩詞合刊跋】說『三家子姓都濩落，不急為刻傳，懼遂湮沒』。王伯恭作【高要馮氏清芬集序】，已經是民國，故有更深的感嘆：『嗟乎，世衰道失，瓦缶爭鳴，即此篇什所存，已不勝人往風微之感，恐數十年後，愈益晦盲否塞，不待秦火之焚，行且盪為灰燼，斯文將喪，天意難知，余故於披覽斯編，不禁惕然深懼，至詞之工拙，傳有久暫，皆末而無足言也。』有責任感的世家子弟，常以繼往開來自勉，故所承受的壓力不同尋常，時有憂懼之心。

    『一個社會要生存，就必須不斷地、反覆地重複行動和交流思想。』（【論傳統】，179頁）抄錄、保存、編輯、刊印，對於家族文化傳統而言，正是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重複』與『交流』；這種『重複』與『交流』，在我們正身經的文化轉變時代，仍在持續。

    今天為何重提家族與家庭

    近二十年來，家族文學和文化研究方興未艾，成為極富潛力的學術生長點。公開出版的研究性叢書，如『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叢書』『山東文化世家研究書系』等，展示了系統梳理研究的構想。博士和碩士的論文選題，亦不乏與此領域相關者。去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周錫瑞【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主要講述了從晚清到『文革』結束的百年中國歷史中一個家庭的變遷。【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訪談錄】（中華書局，2015年）選取七個家族作為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一個個縮影，核心問題仍是世家的文化傳承。筆者以為，這些都展現了大變革時代的一種文化關懷。

    近日，筆者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劍研究員共同主編的【清代家集叢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我們以近十年的文獻調查成果【清代家集總目提要】為基礎，從經眼的786種清代家集中精選180餘種，編成200冊的大型文獻叢書，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首次影印出版，可稱為清代家族文學和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今天，聚族而居的時代基本已成過往，同時單位的統合力度急劇削弱。職業、分工、教育等已經取代根據家庭、血緣和等級劃定的傳統秩序。在此背景下，我們重提家族與家庭、關注家風和家學、整理出版家族文獻等，有何意義？

    仍然回到上文家集與家譜分佈年代的統計，清代家集在民國編輯與印行的有204種，而家譜在民國時期（1937年以前）每年至少有170種。數量或者密度如此之高，或許會促使我們調整過去對傳統文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命運的認識。傳統文化果真因西潮衝擊而迅速衰落了嗎？以依附於家族的家集與家譜顯示了傳統文化的另外一種存在，傳統文化還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在多重壓力之下，它仍有頑強的生命力。

    家對於中國文化而言，是一個核心問題。關於家的種種研究，可以為當下文化建設提供參照；家族文化傳統作為精神資源，也可以創造性地轉化；但同時必須審慎，今日『重複』家的話題，似乎不必過多強調尊祖、敬宗、收族等方面的功能。

    『傳統是不可或缺的；同時它們也很少是完美的。傳統的存在本身就決定了人們要改變它們。……它內含着接受變化的潛力；並促發人們去改變它。』（【論傳統】，第228-229頁）家及其文化傳統，不單供我們回顧眷戀，也是必須在『重複』中闡明與再造的對象。

    （【清代家集叢刊】（200冊），徐雁平、張劍主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清代家集總目提要】，徐雁平編撰，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