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的國學觀

1938年,正值國難當頭、民族存亡之秋,馬一浮帶著幾個親戚、幾個私淑弟子、一百箱書,逃難至浙江桐廬一帶。得悉浙江大學遷移至江西泰和後,馬先生致信竺可楨校長,表達了與浙大一起逃難的願望。竺校長如獲至寶,欣然應允,於是便有了馬先生1938年5月開始在浙大舉辦的國學講座。第一講就是從“楷定國學名義”開始的。馬先生認爲,當時關於“國學是固有學術”的提法,稍嫌“廣泛籠統,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爲何種學術”。他進而提出自己的主張:“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孔子之教。劉夢溪先生認爲馬一浮提出國學爲“六藝之學”,是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創辟性”的學術結論。

也許是由於時代紛亂的原因,馬一浮的這一國學概念提出後,長期無人聞問,既無隨聲附和,亦無激烈爭論。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學熱潮方興未艾,但鮮有人真正關心國學之流變及其在新時代的使命,更無人關心馬一浮曾提出過如此重要的概念。唯有劉夢溪先生,以發表演講、發表文章、出版專著等多種形式,對馬一浮的國學觀進行了孜孜不倦的宣傳與推介。在其新著【馬一浮與國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6月出版)中,劉夢溪先生詳細論述了自己研究馬一浮的學術心路。正是夢溪先生2006年寫就的【論國學】一文,把馬一浮的國學定義重新提示出來,他認爲“六藝之學”不光是儒學的源頭,道家的源頭也可以直接追溯到【易經】。所以“六藝”是和文史哲各科不相重複的我國學術的一門最高學問。

事實上,正如定義“文化”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樣,要給“國學”下一個嚴格而精確的定義無疑非常困難。因此,我們今天來回顧馬一浮當年的國學觀念,並非要論證他“楷定國學”如何權威、如何正確,而是提醒我們應該注意到,當年馬一浮通過“楷定國學”,進而極度推崇以國學爲代表的中華文化,其意義顯然已經超出了學術範疇,給了內憂外患不斷的中華民族一針行之有效的強心劑。

首先,馬一浮釐清了中華文化的源頭。在馬先生看來,六經乃“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馬一浮認爲六經之學,不獨可以統攝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亦可以統攝諸子百家之學,甚至還可統攝西方學術,概言之,自然科學可統於【易】,社會科學可統於【春秋】。西方哲人所說的真、善、美,皆可包含於六藝之中:“【詩】【書】是至善,【禮】【樂】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馬一浮通過自己的論證確認:六經之學是一切學問的最初源頭,同時這也是他對中華文化高度自信的最初源頭。

其次,馬一浮標舉了中華文化的地位。這一標舉是建立在客觀分析中華文化特點之基礎上的,馬先生將其概括爲“至高”和“特殊”:“學者當知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惟其可以推行於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至高;惟其爲現在人類中尚有多數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馬一浮曾深情地對浙江大學的學生說:“諸生若於六藝之道,深造有得,真是左右逢源,萬物皆備。所謂盡虛空,遍法界,更無有一事一理,能出於六藝之外也。吾敢斷言,天地一日不毀,人心一日不滅,則六藝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類一切文化最後之歸宿,必歸於六藝。而有資格爲此文化之領導者,則中國也。”從現實層面來說,馬一浮認定中華文化可以推行於全人類,這實際上肯定了中華文化具有與世界其他文化體系互融互通的普遍價值;從歷史層面來說,馬一浮認定中華文化可以萬古長存,這實際上肯定了中華文化具有穿越時空的恆久價值。

最後,馬一浮規劃了研究與弘揚中華文化的路徑。第一就是要熱愛自己民族的文化,即“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深,信自己身心修養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國學術之定可昌明,不獨要措我國家民族於磐石之安,且當進而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而不致有爭奪相殺之事。”第二是要自拔於流俗。馬一浮針對當時之社會風氣說:“今當人心晦盲否塞、人慾橫流之時,必須研究義理,乃可以自拔於流俗,不致戕賊其天性。”同時他又告誡說:“學者當知,聖學者,即是義理之學,切勿以心性爲空談而安於卑陋也。”第三是要以“四端”爲進學之要:“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博文,四曰篤行”。馬先生進一步闡述說:“主敬爲涵養之要,窮理爲致知之要,博文爲立事之要,篤行爲進德之要。”爲實現此“四端”,馬一浮提出了五個要訣,即把讀書和窮理盡性聯繫起來、把讀書和蓄德進德聯繫起來、把讀書和體驗證悟聯繫起來、把讀書和涵養功夫聯繫起來、把讀書和變化氣質聯繫起來。惟其如此,才能達到【易經】所言的“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的目標。

【馬一浮與國學】乃劉夢溪先生在三聯剛出的新書,墨香正酣。夢溪先生的士人風骨和大儒風範,尤其令我等晚輩感佩不已。透過他對馬一浮的研究,我們逐漸清晰地認識到,在現代新儒家中,馬一浮與古代儒家是最爲接近的,在生活、交友、治學、教學等各個方面他都能鮮明地體現傳統儒家的生命本色。在劉夢溪先生心目中,當代堪當“千年國粹,一代儒宗”及“儒之聖者”稱號的,幾乎只有馬一浮一人。筆者認爲,馬一浮作爲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存在,其最大的意義,不在於他的“純儒”身份,亦不在於他所提出的文化觀念及所創造的文化成就,而在於他身處現代社會,卻能以“純儒”的身份來闡發以國學爲代表的中華文化歷久彌新的意義與價值,並且通過這種闡發表達出中華民族應有的文化自信。依馬一浮所言,國家生命所系,實繫於文化;民族自信之始,實始於文化自信。信哉斯言!

人物簡介：

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思想家，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爲“現代三聖”(或“新儒家三聖”)，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學校歌】的詞作者，浙江大學原教授。於古代哲學、文學、佛學，無不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豐子愷推崇其爲“中國書法界之泰斗”。曾應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學任教，蔣介石許以官職，均不應命。建國後，任浙江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全國政協委員。所著後人輯爲【馬一浮集】。2013年4月23日上午，在馬一浮誕辰130周年紀念大會暨國學研討會上，“浙江大學國際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