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

『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

宣紙線裝版【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青年馮友蘭

【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蔡仲德 著 中華書局

    【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是由【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增訂而成。【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於200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版後，蔡仲德先生就著手做增訂工作。2003年年底，蔡先生病重，應馮鍾璞先生委託，筆者到三松堂跟他們做整理和增訂工作。2004年2月，蔡仲德先生病逝，筆者在馮鍾璞先生指導下繼續工作：一是整理蔡仲德先生對【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增加的內容；二是查閱後來出版與馮友蘭有關的著作，進行補充；三是增加年譜附錄部分自1995年到2005年有關馮友蘭研究的內容。截至2006年秋，【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基本完稿，後來又陸續補充內容。書稿前後輾轉多家出版社，最後還是和【三松堂全集】一起在中華書局出版。這便是這部著作的由來。

一

    馮友蘭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哲學家，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在中西新舊文化激烈衝突的時代，馮友蘭把儒家傳統的淑世精神和現代西方的參與意識結合起來，『闡舊邦以輔新命』，以實現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復興爲自己畢生志業。20世紀中國政治局勢瞬息萬變，錯綜複雜，馮友蘭的成敗榮辱與此密切相關。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馮友蘭完成了7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在這一過程中，馮友蘭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很大變化：最初，他像對待所有思想遺產一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在建新理學體系時，把馬克思主義一些要素納入其中。後來在思想改造中，他被迫放棄自己思想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最後，馮友蘭回歸到自己的思想體系，客觀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並部分修正馬克思主義。這就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特有的『馮友蘭現象』。它顯示了馮友蘭獨特的個性色彩，也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坎坷道路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有一部詳盡記載馮友蘭生平事跡、學術思想和交往行誼的年譜長編就顯得非常重要。【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就完成了這方面的工作。

二

    和許多年譜一樣，【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作爲歷史實錄，最突出的是『信』字。信字的第一點是『真實』，要求真實地記載譜主的生平事跡、交往行誼。作爲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年譜，還要忠實記載譜主學術與思想發展，以及學界評價和社會反映。本書的作者是馮友蘭的女婿蔡仲德先生，但這並沒有影響馮友蘭年譜的真實性和可信度。筆者在整理作者遺稿時，進行逐段逐句的核實和甄別，查閱了作者徵引的資料，讓我感觸最大、印象最深的是，【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完全做到真實可靠。蔡仲德先生沒有以親屬的感情、自己的評價影響年譜的真實性。如前所述，馮友蘭先生是20世紀富有爭議的人物，在他漫長曲折的人生中，既有對真理的執著追求，也有對權勢的曲意逢迎。在他數百萬字的著作中，既有立誠修辭之言，也有譁眾取寵之語。在學界和世人對他的評價中，既有高度的讚揚，也有嚴厲的批評……所有這些，【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都做真實地記錄。

    信字的第二點是『全面』，沒有全面也就難保真實。馮友蘭沒有記日記的習慣，除了1920年上半年和1966年下半年數月外，就沒有日記。同時，他也沒有保存著作和讀書做筆記的習慣。這就爲保證年譜的全面性增加了難度。爲此，作者先後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檔案館，清華大學校史館、檔案館，國家圖書館和河南大學圖書館等機構查閱資料，向季羨林、余景山、梅祖彥、朱喬森、潘乃穆、聞黎明和日本後藤延子徵集資料，請陳岱孫、賀麟、張岱年、任繼愈等回憶情況，讓塗又光、葉蜚聲、桂裕芳、彭家聲等翻譯資料。初編完稿後，請塗又光先生通讀全稿，提出許多修改意見。作者在進行修訂時，廣泛收集與馮友蘭有關的資料，如【吳宓日記】【朱自清日記】和【聞一多年譜】等。筆者在整理和增訂過程中，也廣泛收集資料，查閱後來出版的有關於馮友蘭的書籍，如【俞平伯年譜】【北京大學哲學系史稿】、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和易社強【革命和戰爭中的西南聯大】等，同時，根據新近出版的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和北京大學校史提供的線索查閱資料，進行補充。這樣，【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就全面地記載了馮友蘭生平經歷、交往行誼、學術歷程和思想發展。

    在『真實』和『全面』的同時，【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做到『客觀』。馮友蘭是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從上世紀20年代他嶄露頭角開始，迄今近百年來，各種討論他治學、評價他爲人的文字就不斷出現，既有正面的評價，也有負面的指責；既有善意的批評，也有惡意的攻擊。【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收錄、記載了這些文章。在編寫馮友蘭年譜時，對影響較大的文章做摘錄和介紹，一般的文章保存目錄、註明出處。讀者可以按圖索驥，找到原文。【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客觀地記載和反映近百年來學術界和社會上對馮友蘭研究和評價的歷史變遷，堪稱一部簡明馮學發展史。

三

    【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較【初編】增加了十多萬字內容，讀者由此可以了解到更真實的馮友蘭。這裡僅舉例作爲說明。如上所述，馮友蘭沒有堅持記日記的習慣，但可以通過他短期的日記看到一些情況。學界周知，馮友蘭的韌性和涵養、毅力與定力都是非凡的，但這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煉成的。1920年1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幾年來日記時輟，猶可諉曰人事牽掣也。今離父母，別妻子，遠來此異邦，爲求學也，宜勇猛精進，艱苦卓絕，持之以恆。此本日記爲練習有恆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記若不記完，非人也。』由此可看，馮友蘭是靠自己的努力造就自己，無論是在學識方面，還是在性格方面。爲了提高效率，合理利用時間，1931年1月14日，馮友蘭在【清華校刊】刊登啟事：『爲節省時間，擬於每日上午在秘書處辦公，下午在文學院院長室預備功課。同仁有事與友蘭接洽者，如非必要，請於上午見訪，幸甚。』其工作勤勞可見一斑。據任繼愈和馮鍾璞回憶，抗戰八年，馮友蘭在顛沛流離之中，在教學行政之餘，發憤著書，像一部開足馬力的寫書機器，【貞元六書】就是夜晚在昏暗的菜油燈下寫成的。

    在學術志向方面，馮友蘭用『闡舊邦以輔新命』總結自己一生的學術活動。他解釋說，『舊邦』指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新命』是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其核心則如西南聯大校史研究專家易社強指出，『馮友蘭對新儒學家思想要旨和現代工業化主題的有機調和』，而這種調和『使國民黨保守派頗爲滿意』。長期以來，馮友蘭爲此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評，很多人以爲馮友蘭在討好國民黨。其實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在維護聯大的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方面，馮友蘭毫不遜色於他人』。1940年6月10日，因春夏之交陳立夫以教育部部長身份三度訓令聯大務必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使用統一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聯大教務處以致函聯大常委會的方式，駁斥教育部的三度訓令。教授會推舉馮友蘭起草。其中說：『夫大學爲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爲極有成績，亦可謂爲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若何之處，仍祈卓裁。此致常務委員會。』此函上呈以後，教育部也就沒有強迫聯大遵照要求統一教材、統一考試，聯大仍然秉承『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原則，由教授們自己編寫講義、組織考試。這是西南聯大的傳統，也是馮友蘭的主張。

    （作者爲南陽師範學院漢文化中心馮友蘭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