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套用了一首流行歌曲。恰好昨天微信传来郑诗亮先生多年前介绍我的文字,用《高手总是寂寞的》为题,觉得要有一回应。但也为难,自认寂寞则有自诩高手之嫌,否定寂寞则有负雅意。想来想去,还是先自承寂寞是学人应该享受的待遇,只是我自己做得很不合格:这几年从微博玩到微信,整天东张西望,说三道四,是自己不甘落寞;校内校外都还兼着一些名分,上课授业,开会应酬,颂寿致悼,作序评书,哪一件都不能不认真,因此一年总要写出或发表二三十篇各体文章,虽从不敢自夸成果,但写去都很较真。喧嚣之间,自感还算有所坚守,至少一年中十之七八的时间仍在遍校群书,其间寂寞或愉悦都很难为公众所知。 谈书先谈自己的书。2015年居然有五部书。一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随笔集《转益多师》,收文25篇,谈本师之学问,谈复旦以内和以外的老师。复旦学术风气开放而自由,本师朱东润先生尤主学生应立志超过老师,鼓励兼收并取,因此我得大量参取近代以来诸大家之学术充实自己。多年前曾有人讥笑本系毕业学生眼高手低,章培恒先生听闻后很不以为然,眼高手低总还有提高的希望,眼低手低就没救。我就是这样提高的。二、三是中华书局出版我主持修订的两部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完成在数年前,媒体介绍已多,可以不必多说。四是碑志研究论文集《贞石诠唐》,年内可出,主要关注新见石刻对于唐代文史研究之价值。五是为“复旦百年经典文库”(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整理本师朱东润先生的两部遗著。 朱东润先生早年接受传统文史教育,少年留学英伦,饫闻英欧文学气象。他在三十年代以中国文学批评史、《诗经》研究、《史记》研究奠定学术地位,更希望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新的道路,具体方略是以英国传记文学之著作方法转而开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之写作,标志性著作是1943年完成的《张居正大传》,此后半生皆专注于此。在他摸索转型期间,曾完成两部研究中国传记文学的专著,一部是《八代传叙文学述论》,2006年由我整理出版后,学者评论认为是代表四十年代最高水平的文学史专题著作。另一部《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含十五篇论文,大多未曾发表,我整理六篇交国内一线刊物发表,都称赞虽为七十多年前所写,仍具新锐气象。如以《续高僧传》所叙探讨隋文、隋炀父子为人为政风格之不同,揭示该书未受初唐主流史学影响而能保存历史真实,友人孙英刚方据此书分析太子承乾之真相,更觉兴味无穷。书中谈《史记》互见之读法,谈宋三篇行状成就,谈全祖望颂抗清诸人之真相,都是难得的大文字。二书皆全部写定,认真装订,但始终未发表,真感叹前辈能寂寞自守如此。 “复旦百年经典文库”中我还意外读到以前不了解的一位大家田汝康。田先生我曾见一面,是1985年在校文史学科组会议上,我时兼秘书,此后三十年,一直不知道他的成就和消息。这次他三种遗著《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男权阴影与贞妇烈女: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合为一册出版。译者后记称田是“正在被中国学界逐渐发现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当今颇为热门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之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民族志+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学术学科前沿”,田“早已了然于胸,并在运用中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我不知道,曾经距离那么近的一代大家,何以寂寞如是。 一年来读了许多书,但读得最认真的还是曾写序或书评的几部书,恰好都与寂寞有些干系。 如果要我列举本年度中国学者最好的专著,我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孙猛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原书是相当于唐末日本皇家所存中国书籍之目录,总1579部,篇幅相当于中国隋唐志著录的一半,时间又恰可居两唐志中间。此书在日本立项,故循日本的治学规范,比方底本一直追溯到室生寺本之原书,对明治前四十种传抄本有精密之记录。而对此1579部之流布命运与残简孑存,以及中外学者之相关研究,皆有精微之考索与记录,足为流布东瀛的每部汉籍书写学术史。作者在日本任教28年,几乎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也没有其他专著发表,仅有的几篇论文也与此书有关。最近几年身体不好,几次以身后事见托。寂寞方能成就大学问。孙氏身居海外,“始终没有放弃学术追求,始终在孤独地攀爬新的学术高峰”。足为海外学者的典范。我与他前后同学,作序尽力传达他的追求,自审并非虚誉。 近期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纪念师祖唐文治先生,一篇谈瞿蜕园先生的成就。唐于清末为显宦,后任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实业学堂的监督(校长)。五四后他深感“文化侵略,瞬若疾风”,认为世界各国皆“自爱其文化”,谋求以“己之文化”,“深入于他国之人心”,乃发愤著述,以弘传孔孟、朱王学术为职志,开办无锡国专,传授国学古文。他没有与新文化人物辩争,而是坚持办学三十年,以保存国学的薪火。他的生前身后都很寂寞,但今日读他之所言,句句皆掷地有声:“吾辈务宜独立不挠,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风气,有以觉世而救民。”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四书大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十三经读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国学之正途,是以修身齐家始,以兼济治平为用。 瞿氏《刘禹锡集笺证》1989年出版,一直没有认真读,近年因校订唐诗,深入阅读,方感叹其学际天人,造诣深厚。今人谈文学皆知知人论世之重要,中唐诗文涉及人事极具体,制题、加注也很详密,诗歌中交迭大量古典和今典,加上语词凝练雅洁,所述除当事人外,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瞿氏在准确定时定地定人的基础上,解读诗人与各种人等的错综复杂关系,广参史籍,体会作品表达的表层意思和深层蕴含。瞿为清末贵介公子,五四学运中坚,中年沉浮宦海,晚境身陷牢笼,寂寞已久,也值得重新认识。 说了许多前辈时贤的寂寞,最后要说自己。最近五年,我受到意外的刺激,决意以个人之力完成全部唐诗的校订。虽然唐诗家传户诵,人人皆读,但要完成一代诗篇的校订,谈何容易。清人编有《全唐诗》,那是明中叶以来陆续汇成的,问题很多。就我所知,49403首诗中,大约有4000首属误收互见之作,漏收更超过8000首,文字误夺、诗题讹缺、作者错讹更所在多有。要尽可能地恢复唐人诗歌文本的原貌,必须将唐宋典籍引录的唐诗全部校过,所涉数千种书皆要尽力讲求,务用善本足本。工作量之繁剧真非人力所能胜任,更困难的是涉及到大量极其繁复的学术问题,根本不可能找人请教或商讨。多年来一直如此,孤独何如,寂寞何如。然而坐拥书城,思接古人,千年困惑,一朝遽解,承前修得更趋绵密,一乐也;文档开万,遍校详记,检索便捷,考证不难,拜现代科技之赐,二乐也;地不爱宝,新料络绎,书不厌善,秘本纷纭,加以方法得体,程序周详,新人新作稠迭,胜解胜义奔竞,三乐也。其苦乐虽皆不足与世俗分享,但与二三友朋,闲中话及,偶得心会,亦愿足矣。 知晓学术不是中学生的正确答题,不是演唱会万口一辞的合唱,不是媒体头条昭告天下的要闻,那么,有点寂寞也是应该的。(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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