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結合,史論兼具———從【唐代科舉與文學】看傅璇琮先生的治學方法 ... ...

【摘 要】【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將科舉作爲研究之中介，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運用文史結合的治學方法綜合考察唐代文學與科舉的關係。其文史結合的治學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作者對每一問題的論述都以史料爲基礎，經過對大量原始資料的分析和鑑別之後他才得出結論。二、注重對一特定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做歷史的分析，以展現特定歷史背景下文學的面貌。三、反過來以詩、文等文學作品來明確科舉史中存疑的地方。

傅璇琮先生是當今古典文學界非常有影響的學者之一，也是我深深敬仰的學界前輩。傅先生的學問很深，學術成果頗豐。近年來他的學術研究受到古典文學界的廣泛關注，產生了極大影響。羅宗強先生在爲傅先生的【唐詩論學叢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所做的序中將它界定爲『文學社會歷史學研究』，而陳允吉先生爲同一本書所作的另一序言中將它稱之爲『文學的歷史文化研究』。無論是『文學社會歷史學研究』，還是『文學的歷史文化研究』，其中運用的一個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文史結合。這種方法先生自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這種方法，就是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做綜合的考察……』[1]【唐代科舉與文學】是運用這一治學方法寫出來的代表性著作，這一點已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可。對於這一點先生自己也是很提倡的，他說：『近二十年來我們唐代文學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進展，是不少學者注意將文學研究與史學研究結合起來。有史學研究的紮實基礎，就能使文學作品的涵義理解得更爲深切、豐滿，否則就很容易泛泛而談，雖然詞句很美麗，構思很機巧，但往往會在基本史實方面出差錯，從而降低了整篇文章或整部著作的品位。』[2]

【唐代科舉與文學】這本書共三十七萬字，1986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十七章，分別是：材料敘說、唐登科記考索、總論唐代取士各科、鄉貢、舉子到京後活動概說、明經、制舉、進士考試與及第、進士出身與地區、知貢舉、進士行卷與納卷、進士放榜與宴集、舉子情狀與科場風習、唐人論進士試的弊病及改革、進士試與文學風氣、進士試與社會風氣、學校與科舉、吏部銓試與科舉。在這些章節中，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充實他所講述的內容。其中進士試是作者論述的重點，因爲進士試在唐代科舉中的地位最高，與文學的關係最密切，對舉子生活的影響也是最深遠的。作者自述：『我的重點是考察唐代士人在登第以前或落第以後的生活情景，至於登第以後如何通過吏部銓選進入仕途，則只用最後一章（第十七章【吏部銓試與科舉】）加以概述。』[2]可見作者在將科舉制度作爲文化史的一種進行研究的時候是緊緊圍繞文學這個中心展開的。作者傅璇琮先生是精通文史的，在這本書中他的文史結合的治學方法得到了充分體現，我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他的這種治學方法的。

一、作者對每一問題的論述都以史料爲基礎，經過對大量原始資料的分析和鑑別之後他才得出結論。

文史結合就意味著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以史爲基礎，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進行研究，而不是從想當然出發，作看似概括性強而實爲虛擬的推想。傅先生對史這一方面是很看重的，他在【於平實中創新———記台灣學者羅聯添先生的治學成就】一文中說：『澄其源，就是探尋問題的原始材料究竟如何，應當對原始材料做準確的搜討與把握，而不應以後起的或已變化過的材料當作原始材料。清其流，就是從最初的起因出發，不帶任何個人愛好與偏見，把由原始材料生發的種種解釋、議論、記載，按照事物本身發展加以清理，惟有這樣，才能對課題的縱向發展與橫向聯繫有一個歷史的全面的概括，而由此得出的結論，才會有充實的材料基礎。』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傅先生做學問的嚴謹態度。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中，傅先生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用以佐證他的觀點，這些史料的來源面非常廣泛，不囿於一兩本書。本書使用的主要史料除了清代徐松的【登科記考】外，還包括【新唐書】、【唐摭言】、【蔡寬夫詩話】、【封氏聞見記】、【文苑英華】、【玉海】、【文獻通考】等幾十種之多，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作者在論述問題時非常重視對這些史料的考訂，真正做到了以史實爲基礎，用事實說話。如第六章講到制舉的地位時，爲了證明制舉在唐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先生除了引用【李娃傳】中的一段話和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的一段話，在這節的末尾又舉出了【通鑑】卷二三七、陳子昂【唐水衡監丞李府君墓志銘】、陳子昂【周故內供奉學士懷州河內縣尉陳君碩人墓志銘】、張說【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和皇甫冉送錢塘路少府赴制舉】多個例子證明。又如第五章第二節講到明經科是否也起源於隋的問題時首先列出【通鑑】中的一則材料，根據胡三省註明經科起於隋，【舊唐書·孔穎達傳】中的一則材料也表明明經科起於隋。但作者指出『僅憑以上所舉兩【唐書】和【通鑑】的材料，還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3](P113)根據【唐摭言】卷一和卷十五的明確表述作者斷定作爲科舉制度的明經科同進士科一樣在唐代起於高祖武德五年，隋朝的明經科屬於科舉制度還是屬於察舉制度還不甚清楚。在這裡，如果作者輕信兩【唐書】和【通鑑】的材料不僅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還會在基本史實方面出錯，從而影響整本書的價值。詳盡地占有資料，並對資料作細緻地分析和整理，有這樣紮實的史料基礎做保證得出來的結論自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我們也可見出老一輩學者在做學問過程中腳踏實地、嚴肅認真的態度。

有紮實的史料考證，這並不意味著【唐代科舉與文學】是一本枯燥的考據之書。它決不是索然無味的史料的堆積，它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礎上得出具有學術價值的觀點。純粹的史料考訂是稱不上文史結合的。這本書只是將科舉作爲研究的中介和橋梁，它的最終目的還是對關涉科舉的文學的研究。作者通過考證唐初進士科的考試內容得出『以詩賦取士』促進了唐詩的繁榮這一觀點不合理的結論。他通過【通典】和【文苑英華】的材料證明在唐初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進士考試是與詩賦無關的，到了高宗後期，武則天實際掌握政權時進士試才由試策文一場變爲試帖經、雜文、策文三場。到了天寶年間，雜文才專用於詩賦。而在這時，唐詩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階段了，不僅走過了初唐，也已步入了盛唐的階段，而傑出的詩人如『初唐四傑』、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等已相繼登上了詩壇，可見唐詩的繁榮與試詩賦並無直接關係。從史料出發，經過詳細考訂得出一個有意義的結論，這表明作者文史結合的治學方法不僅落到了實處，而且體現了其優越的地方。

二、注重對一特定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做歷史的分析，以展現特定歷史背景下文學的面貌。

傅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體現的文史結合不僅在於其紮實的史料和考證基礎，也在於其在寫作過程中歷史的眼光和歷史的分析手法。他對法國藝術史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的重視種族、環境和社會習俗對於文學藝術有重大影響的觀點十分讚賞，同時他也經常提到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中的名言：『文學史，就其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是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這些觀點對先生影響很大，是他在寫作【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時能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用歷史的眼光進行分析，展現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習俗對文學的影響。他還特別關注唐代舉子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對這一群體生活的歷史文化背景及他們的命運他都有詳細的論述。

傅先生認爲科舉制度『牽連著社會上各個階層知識分子的命運。研究科舉在唐朝的發展，事實上就研究了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1]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舉在唐代的發展史也就是唐代舉子們的生活史。基於這個原因，傅先生注重對唐代舉子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作歷史的分析，將一部舉子們的生活風俗畫展現在人們面前。本書從第三章鄉貢開始詳細地敘述舉子們參加考試的整個過程，從被選拔上京考試、考前一些活動直至發榜之後的宴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們在科舉道路上的艱難跋涉。第四章第三節講元日引見，即舉子們在元旦那一天接受皇帝接見，因爲唐人沒有文字記載當時的具體情況，不得其詳。爲了讓讀者身臨其境地體會當時那種情狀，傅先生引用了北宋中葉沈括的一段記敘，寫得很風趣，可以作爲參考：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余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閣門之累。常言殿廷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夢溪筆談】卷九）

作者在這段之後說：『沈括把舉人與駱駝並提，詼諧帶有挖苦，把一些從遠方來的讀書人不識禮儀、搶先恐後的紛亂情狀，描寫得極爲傳神。』作者就是這樣通過極爲有限的材料努力展示那個時代舉子們辛酸與悲苦的境遇。其中寫到一個老秀才一直考到老而未中，有一年除夕夜忽發奇想，想入宮窺看進儺的情況。他被人帶進去卻被當作一般樂人看待，跌跌撞撞，低頭什麼也不敢看。這樣折騰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住處，連病了六十天，錯過了這一年的考試。這樣一個失意老秀才的悲慘境遇放入【儒林外史】中也毫不遜色。通過作者給我們提供的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包括科舉制在內的各種物質和精神的壓力是何等沉重。有了這樣的體會，我們再來讀韓愈【與李翱書】中那一段傳誦的名句會感到字字包含著血淚：

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傅先生在提供豐富材料展示舉子生活道路和心理狀態的同時，他往往也會用同情的筆調抒寫自己的感受，這種感受是將自己融入到那些舉子當中，站在那個時代立場上去體會的結果，看來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對讀書考功名所經歷的酸甜苦辣的感受是相通的。同情只是一方面，更多的則是對這種狀況作歷史地分析。同樣是第十二章，針對科場中的腐敗風習，傅先生冷靜地指出；『一般地說，作爲封建社會選拔官吏制度的科舉制，作爲地主階級國家的一項政治設施，無論它怎樣嚴格防範，漏洞是不可能堵塞的，因爲它本身是一種私有制的產物，它是適應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產生的，絕不可能杜絕走私舞弊等腐敗風氣。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科場禁制十分嚴密，但科場案仍不時有所揭發，更不用說數量大得多的未被揭發的種種走私行爲了。特殊地說，在唐代，科舉制度還處於初級階段，它仍不免帶有前一歷史時期薦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某些痕跡……在這樣總的社會情勢下，科舉取士也呈現出種種腐敗的惡劣的風氣，那是必然的。』[3](P357-358)這段分析體現出作者歷史的眼光，他設身處地站在那個時代考慮問題，並不苛求古人，我想這樣才是對那個時代歷史面貌的真實反映。

三、反過來以詩、文等文學作品來明確科舉史中存疑的地方。

『以文證史』也是文史結合的一種表現方式，傅先生的文史結合在這方面也有所體現。因爲史料的欠缺，所以對於唐代科舉的不少細節問題至今不太清楚或缺少定論，傅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經常運用信手拈來的詩句補充史料的不足。如第十一章進士放榜與宴集第一節講進士放榜時的情況時引用了韋莊【放榜日作】、李旭【及第後呈朝中知己】中的詩句，張鷟【朝野僉載】中的記載和晚唐人康駢在【劇談錄】中記載的一則小故事，通過這些詩和文的記載我們對進士放榜過程中的種種細節和情狀就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另外對於放榜的時間，根據歷史的記載通常是在二月，但具體在二月哪一天不太清楚，傅先生從白居易和柳宗元的文章中推知出了具體哪一天放榜。白居易有一篇【省試性習相遠近賦】（【白居易集】卷三十八）題下自注說：『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這篇賦是在禮部試雜文時所作，題下小注是白居易在放榜以後追加的。從這裡可以知道唐德宗貞元十六年進士放榜的日子是二月十四日。柳宗元有【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說：『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於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據徐松【登科記考】卷十三載，柳宗元與苑論同於貞元九年登進士第；又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貞元九年二月丙子爲二月二十七日，由此知這一年放榜時間爲二月二十七日。對於放榜的具體時間史料中似未記載，傅先生也是從時人的詩句中推出來的。黃滔有『五更桂苑聽榜後』（【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先輩渭】）、『仙榜標名出曙霞』（【放榜日】）（【唐黃御史公集】卷三）；劉滄有『禁漏初定蘭省開，列仙名目上清來。飛鳴曉日鶯聲遠，變化春風鶴影回。』（【看榜日】、【全唐詩】卷五八六）從以上這些詩句可以看出放榜的時間是在一天之中的清晨。通過對當時人詩、文等文學作品的考察，傅先生明確了關於放榜的一系列細節問題，這些問題在史料中是少有記載的，而他們對於全章乃至全書來說又是不可或缺的。這樣『以文證史』不失爲一種很好的考證方法，可以爲我們所借鑑。

傅先生以科舉爲中介運用文史結合的治學方法寫成【唐代科舉與文學】，這一寫作思路在八十年代中期爲學術開闢了一塊新的可耕地。在這塊土地上，有一些學者已仿照他的寫作思路、學習他的治學方法作類似的研究，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中華書局2001年4月版）便是很好的一例。這種治學方法爲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古典文學的研究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我們後學者還可用這一好工具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挖掘出更多的東西。

參考文獻

[1]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序[A].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2]傅璇琮.【唐代銓選與文學】序[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3).

[3]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