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畫師郎世寧 折射的是清廷的『開放』而非『封閉』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觀念中，16到19世紀的東亞是一個封閉保守的世界。中國閉關，日本鎖國，朝鮮則是隱士之國。這些修辭，其實源自近代歐洲，是爲殖民擴張提供理論支持。後來藉由堅船利炮和資本滲透，它們也成了東亞人在歐洲中心主義陰影下，認知自身的某種方法和共識。雖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反思、質疑這一判斷，但要改變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並不容易。

2013年，中國領導人換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發表封面故事，重彈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的論調。文章開頭，以歷史教訓現實：1793年，英使馬嘎爾尼到訪中國皇廷，希望開設使館當時清國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乾隆皇帝把他打發走了英國人1830年代回來了，用槍炮強行打開貿易，中國的改革努力以崩潰、恥辱和毛主義告終。

這種你封閉所以該打的邏輯，不但在文字上粗淺直白，視覺表達更是直接。封面圖片戲擬乾隆帝的朝服肖像，配上Lets Party like its1793 （讓我們穿越到1793年狂歡）的題語。提示著今日中國和那個保守落後、拒絕先進文明時代的關聯。

暫不評論【經濟學人】的歷史邏輯，先來看看圖像乾隆一生中有不少這樣的標準照，其格局、姿態、服飾大同小異。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大概是下面這張青年時代的畫像。那麼，問題來了，設計封面的編輯是否知道肖像背後的故事呢？

郎世寧繪【清高宗乾隆帝朝服像】

給青年乾隆畫像的這個人，不是中國畫師，而是歐洲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作爲清廷御用畫師，他歷經康雍乾三朝，尤其受乾隆帝的寵信。在今天，郎世寧以畫名於世。他的作品糅合了歐洲和中國傳統繪畫的特點，許多畫面既可見焦點透視、明暗光影，又突出骨法用筆、氣韻生動。在題材上也大大突破。整體而言，他的繪畫更靠近東方、特別是宮廷繪畫傳統。但他的作品又明顯區別於典型的院體畫或者文人畫，展現出一種外來的、迥異於前人的新鮮視角、表現方式和題材範圍，把中國宮廷繪畫推向一個全新的面相。ige

雖然郎世寧最重要的貢獻是在藝術，但認識郎世寧，不能只從藝術家的角度。他同時是一位大清的臣子，和一位天主教耶穌會士。

郎世寧1688年出生於義大利米蘭，很小就進入當地著名的藝術家作坊學畫。19歲時，他被召入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後受教團派遣以畫師身份前往中國。在葡萄牙停留數年後，他於1715年抵達澳門，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從1715年來華，到1766年去世，郎世寧服務清廷半個世紀，備受重用。他一生受命創作了大量專供皇族欣賞的花鳥、走獸、山水、園林、人物（包括肖像畫），主持設計了圓明園西洋建築群，還負責以圖像記錄皇家生活（比如狩獵）以及軍事征伐（如平定西域）。一般御用畫師並不授以官銜，但乾隆帝格外喜愛郎世寧，曾授予他正三品的內務府奉宸苑卿一職。

郎世寧繪【雪點雕】

郎世寧在清廷的成功，並不完全取決於他高超的藝術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藝術技巧，展現了皇廷的審美趣味。和他同時代的中西畫師，誰都沒有像他那樣得到那麼多的榮譽和那麼高的地位。他的畫不算是美術史上最傑出的，但絕對是最能反映清朝盛期幾位皇帝品味與氣度的，其畫風在50年裡亦經歷了明顯的變化過程。換句話說，那種融合了東西方兩種不同繪畫傳統、以東方風格爲主又兼具歐畫視角的展現方式，以及前無古人的豐富主題，與其說是郎世寧作爲藝術家個人的選擇，不如說是作爲藝術贊助人的清朝皇帝所鼓勵的選擇。

在他1766年去世時，乾隆下旨恩恤，追授侍郎銜，並用勤慎二字評價他。勤是他數十年筆耕不輟的描述，慎則是對這位修士品行的嘉許。當時中國已禁天主教多年，慎字恐怕是在肯定他能恰當處理信仰、政治和職業之間的關係。

郎世寧繪【雍正十二月令圓明園行樂圖】之正月賞燈

談到在華耶穌會士，一般人印象中，他們的最主要任務是傳教，目的是把中國變成天主教國家。也因此，在特殊年代，他們的行爲甚至被理解爲是文化侵略而非文化交流。但是，並非所有耶穌會士都有傳教使命。在耶穌會內部等級中，郎世寧始終只是位階較低的Brother Coadjutor（相當於世俗修士），遠不是可以正式傳教的神父（Father）。當郎世寧被授予官職，很多同伴都認爲這是爲天主教說好話的好機會，但他並不以爲然，因爲他很清楚，自己在耶穌會中的任務僅爲畫師，並無傳教之職。當然，耶穌會以才藝爲手段，最終仍希望中國皇帝能夠接受天主教，這沒有問題。但在以教士爲媒介的東西方交流過程中，很大一部分並不是宗教；今天看來最成功的部分，也不是宗教。

這並不妨礙耶穌會對作爲教士的郎世寧正面評價：教團對他的紀念文中，不忘提及他因其畫藝和聖潔的生活和道德而同時受到虔敬的教徒與優秀藝術家的敬仰。同時，由於他的勤慎，清廷雖然禁教，卻仍然通過他，吸納了來自歐洲的其他文化元素。

郎世寧的創作的確爲中國視覺藝術開創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格局，但這種格局的形成，不僅在於他本人的勤奮探索，更在於時代和環境對此格局的需求。因此他的作品，背後體現的不僅是美學，更是政治包括清朝的國內政治，以及清作爲天下帝國的外部定位。

郎世寧繪【聚瑞圖】

郎世寧不是唯一一個服務於中國朝廷的歐洲人，他是眾多受教會派遣而來的教士之一。和郎世寧一樣，這些人中，許多並不負傳教之責，而是以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測繪師等身份供職於朝廷。從明末到清朝近200年，歐洲天主教會中僅耶穌會一個教團，就先後有470多人在中國服務。

在17、18世紀，以耶穌會士爲代表的歐洲教士，在清中央政府中扮演眾多重要角色。他們被委以官職，在欽天監、內務府等重要部門工作。他們負責制定曆法、測量土地、繪製地圖、設計武器，在和俄羅斯的邊界談判中還擔任外交官的角色。在一個以農業爲本、極重武備的帝國，主動而不是像鴉片戰爭後被迫把如此重要的部門、職責，委任給信仰相異、文化不同的外國人，不要說同時代的歐洲，在今天也難以想像。

也就是說，【經濟學人】所戲擬的乾隆畫像背後，折射的恰恰不是當時清朝政權的封閉和保守，而毋寧是它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和包容。當然，這個說法其實並不嚴謹：無論封閉還是開放，都是晚近才創造的意識形態話語，和歷史真相以及人在特定條件下的選擇，並不真的那麼相關。

郎世寧繪【高宗大閱兵圖】

耶穌會士在東亞的活動，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很獨特的視角，來了解16到18世紀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思想交往。這個時間段，通常被稱爲早期現代。正是在這個時期，西歐和東亞出現了大分流：西歐強勢崛起，東亞相對衰落。也是在此期間，兩者第一次系統地相互了解以往交流當然早就存在，但是直到耶穌會士西來，雙方系統認知的平台才搭建起來，他們在歐亞兩地都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更爲重要的是，這個文化交流的平台，後來因爲種種原因坍塌了，歐亞交往出現嚴重倒退。那麼，這一坍塌的原因是什麼？是否用一句東亞封閉保守的傳統就能解釋？簡要梳理一下早期耶穌會在東亞的命運，也許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東亞的現代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