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禁了哪些書？李白、杜甫的書都未能倖免

資料圖

兩宋向以鬱郁乎文哉著稱。兩宋時期文化昌明，是歷史上刻書事業空前發達的時代，也是統治者最熱衷於圖籍文教的王朝。但趙宋統治者也頒布了許多禁書法令，採取了多次禁毀措施。宋代的文網雖不似秦皇焚書之暴烈、明清文字獄之嚴酷，但它對兩宋刻書史的重要影響也不應忽視。

爲什麼禁書之一 防間諜

趙宋政權從建立到滅亡，與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長期處於對峙狀態。在尖銳的政治、軍事對抗中，各王朝間互相封鎖和竊取圖書資料，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情報戰。遼人曾以十倍的價格收購宋朝的圖書，金人甚至不惜用千金的代價購買南宋大臣的奏稿，還使用蠟丸等工具偷遞情報。遼、金等王朝在本國境內書禁森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境內，有傳於鄰境者死（沈括【夢溪筆談】）。在這種形勢下，趙宋政權對於內容涉及邊防、兵機、夷狄之事的圖書採取了一系列防範措施。

北宋時期疆域圖

北宋初年，政府就多次頒發了禁止將有關邊機文字傳入虜中的詔令。隨著北宋政權在軍事對抗中的一系列失利，遼和西夏不斷南擾，北方的邊事日益緊張起來。這時的禁書令便愈加頻繁嚴厲，其內容也更爲完備具體了。如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的一份詔令中明確規定：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宋會要輯稿】165冊）這道詔令中還詳細規定了主管禁書的機構、書籍的審查程序和管理方法，以及對違禁者的處罰辦法，等等。這已經是十分成熟完備的禁書律，此後兩宋曆年的禁書令大都是參照這些原則制定的。

徽宗年間，北宋政權內部日趨腐朽，邊防也迭現危機。這時對書籍的控制更爲嚴格，政府三令五申，嚴禁違禁的書籍出境：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例頒降，其沿邊軍州仍嚴行禁止，無使國之機事，傳播閭閻，或流入四夷，於體實大（【宋會要輯稿】165冊）。宣和年間，禁書令不僅限於國史、會要、奏章，就連文集、日錄、小報等，也統統在禁印之列。可惜這一切並未能阻止金兵的南下和北宋政權的覆亡。

爲什麼禁書之二 防肆毀時政

南宋時高宗、孝宗、光宗幾朝，偏安江左，南北對峙，戰事稍息，禁書令也比較緩和，只是做做官樣文章罷了。寧宗即位後，韓侂胄執政，力主伐金，主戰空氣又起。在當時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中，又有了嚴格的禁書規定：緣邊事機密，凡時政、邊機文書，禁止雕印，違者要受到杖一百或流三千里的嚴厲處罰。只是南宋伐金一戰，十幾萬大軍潰於符離集，宋寧宗也只好殺了韓侂胄向金人求和。自此南宋政權進入了日趨衰亡的階段，南宋後期的禁書令，也只是限制那些主戰文章的刊行，甘於苟延殘喘而已。

諸強環繞的南宋王朝

這些禁書令的頒發和實行，某種程度上固然是出於民族鬥爭和國防保密的需要，但其中也包括了許多對民眾實行專制統治的成分。趙宋統治者認爲，軍國大事只能是上層統治階層內部的事，民眾根本無權過問；一旦有人敢於撰文著書議論國事，便是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的奸佞小人，就要嚴行根捉（【宋會要輯稿】165冊）。南宋的一位臣僚在一份得到皇帝批准頒行的奏章中說得很明白：朝廷大臣之奏議，台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泄漏；如果有人敢把這些內容傳播街市，書坊刊行，流布四遠，就要嚴切禁止，所刻書籍也要當官焚毀（【宋會要輯稿】165冊）。可見在國防機密幌子下頒行的禁書令，很大程度上是爲了防範人民。

尤其在趙宋統治者苟且偷安、投降賣國的時候，就更需要大興禁書之舉，以掩蓋自己的行徑，壓制社會民眾的抗議呼聲。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的大奸臣秦檜。史載，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爲功。惟恐他人議己，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圖書文字凡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都在禁毀之列（【廿二史札記】卷十六）。這樣的禁例只能說是在民族鬥爭背景下對輿論和民眾的一種鎮壓。

禁了哪些書之一 李白、杜甫都被禁

尊崇儒教而禁毀其他學說之舉始於宋代。在宋代官、私、坊所刻印的大量圖書中，絕大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正統意識形態儒經和正史。趙宋統治者一方面不惜工本地大量刻印儒經和正史，另一方面對一切異端思想嚴加禁毀。北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朝廷下詔：諸子百家非無所長，但以不純先王之道，故禁止之；那些專供晚進小生文場剽竊之用的程文短晷，只有經國子監嚴格審查過的才可印行，余悉斷絕禁棄，不得擅自買賣收藏（【宋會要輯稿】165冊）。這是一道非常嚴刻的禁書令，竟然把諸子百家之書統統列成了禁書。

更有甚者，爲了純正經術，專以語孟爲師，以六經子史爲習，就連陶潛、李白、杜甫都被列入了異端，士大夫傳習詩賦也要定罪。據葉夢得【石林燕語】記：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敕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李、杜、陶潛遭了禁，作詩也要打板子，這樣維護儒學正統，可以說發展到荒謬的地步了。

至於那些鼓動人民群眾進行反抗鬥爭的書籍，則更是禁毀對象了。北宋徽宗年間，政治腐敗，民間出現了利用宗教輿論進行宣傳的印刷品。崇寧三年（1104）湖南出現了【佛說末劫經】，言涉訛妄，意要惑眾。政和四年（1114），開封發現了偽撰的【太平純正典麗集】，河北也在暗地流行傳習妖教的經文。統治者如臨大敵，連下嚴旨：速行禁止，繳納焚訖，當官棄毀，根究印撰之人（【宋會要輯稿】165冊）。

禁了哪些書之二 蘇軾、朱熹統統禁

黨禁本是趙宋統治集團上層黨同伐異的爭鬥。黨禁的結果，往往是得勢的一方對另一方的著作大加禁毀。宋代大規模的黨禁主要有兩次，即北宋的元祐黨禁和南宋的慶元黨禁。

北宋元豐八年（1085），神宗崩，哲宗即位，次年改年號元祐。其時高太后聽政，起用司馬光等舊黨，盡廢新法，復辟舊制，史稱元祐更化。元祐九年（1094）哲宗親政，改元紹聖，再行神宗新法，史稱紹聖紹述。在這種形勢下，舊元祐黨人的文籍便遭到了禁毀。首當其衝的是蘇東坡、黃庭堅等人的詩文，是時書坊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版（楊萬里【棪召溪居士集】序）。至徽宗時，對元祐學術的禁毀更加嚴厲，朝廷明文規定：詔令今後舉人傳習元祐學術以違制論，印造及出賣者與同罪（【宋會要輯稿】165冊）。蔡京等權臣以新黨標榜，更是利用禁書來排斥異己，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至於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購以重賞，不得收藏（【靖康要錄】卷七）。蔡京夥同其弟蔡卞之流，甚至還要焚毀司馬光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鑑】，只因有神宗皇帝的御製序文在，才沒敢下手（丁特起【泣血錄】、周煇【清波雜誌】卷九）。當時禁書之規模可想而知。

南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韓侂胄執政，準備興師北伐。爲此朱熹連同宗室趙汝愚等人上表彈劾。鬥爭的結果，趙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遭到貶逐，理學也被斥爲偽學而嚴加禁止。這就是所謂慶元黨禁。隨之而來的，便是對偽書的禁毀。慶元二年（1196），朝廷搜尋到了一批違禁的書籍，其中包括七先生【奧論發樞百鍊真隱】、江民表【心性說】、李無綱【文字】、劉子翬【十論】、潘浩然【子性理書】，這些書當即被合行毀劈（【宋會要輯稿】166冊）。慶元四年（1198），國子監又查獲到一批主張偽學，欺惑天下的書籍，於是下令追取印版赴國子監繳納，已印未賣當官焚之，並且要將雕行印賣之人送獄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宋會要輯稿】166冊）。只因慶元黨禁爲時不長，理學的典籍才未受到大的損失。

禁了哪些書之三 秦檜的禁野史

宋代除大規模的黨禁之外，一些權臣還依仗權勢，肆意禁毀文籍。其中最典型的是秦檜禁野史之舉。據【宋史秦檜傳】載，秦檜曾以私史害正道爲名，多次乞禁野史。爲強行此道，秦檜動輒便將民間藏書家所藏書萬卷焚之。宋人王明清曾敘述了家藏野史的遭遇：在野史之禁興，告訐之風熾的形勢下，其父王銍所著的【國朝史述】以及史稿雜記，均被迫交納給秦檜，悉化爲煙霧（王明清【揮麈前錄】卷四、【揮麈後錄】卷七）。秦檜所禁者還不僅限於野史，就連日曆、起居注、時政之類的官方檔案文件，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棄（【揮麈後錄】卷一）。此舉無疑是宋代當朝史料的一次浩劫。

禁了哪些書之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翻版之禁，始於宋人。宋版書中開始出現了已申上司，不許復版之類的牌記。禁翻版的產生是社會上版印文籍大量出現、雕刻技術已在全社會普及的結果。

宋槧本【方輿勝覽】中刻有兩浙轉運司的一道榜文。榜雲，該書的刻印者積歲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爲了防止書市嗜利之徒以改換名目等手段編印本書，庶絕翻版之患，刻書人已申得官府批准，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版施行。故榜（葉德輝【書林清話】）。

宋鈔本【叢桂毛詩集解】書前有一份行在國子監的公據，是刻書人與官府之間爲禁止他人翻版而訂下的契約。公據云，爲了維護本書的精善質量，不許其他書肆嗜利翻版；一旦發生這種情況，該書主人有權陳告，並要求官府追版劈毀，斷罪施行（同上）。

可見，禁翻版已成爲宋人刻書的一種禁例，並得到了官方一定的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禁例，從未載入任何正規的法律和詔令，大量的官刻書中也從未有禁人翻版之例。看來，宋代禁翻版之舉不過是少數有權勢的書商勾通官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非社會上通行的正規法令。儘管如此，兩宋的禁翻版卻爲後世的版權之法開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