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三輔：王夫之的道德教育原則

王夫之

編者按：王夫之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自然不可能像教書先生那樣教書育人，然而，後世受船山思想影響並因而仰慕其學問、爲人且頗有成就的的人卻很多。這與王夫之的修身之道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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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志爲本，志向專一

王船山十分重視志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把志作爲入德之方。他認爲，道德教育的方法必須從立志、正志、志的專一這三個方面來把握。首先是立志。王船山把立志看成是人與禽獸的一個重大區別，人不立志就如同禽獸。他甚至認爲，一個人道德修養的境界取決於立志是否遠大堅定。聖人和普通人的一個不同之處，就在於聖人有遠大而堅定的志向。那麼，立志如何提升人的道德呢？他說：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不倦而日新。即是在立志的條件下，持之以恆地進行學習與思考，才能不斷地充實自己、提升自己。其次是正志。因爲在立志實施時會出現兩種不好的情況：一種是尚志高而忽治心之學，即立志高傲，難以腳踏實地去做，對一些細枝末節的小錯誤也不願去改，長此以往必鑄成大錯。另一種是志氣靡而不振，即志向萎靡則會缺乏動力和激情。上述兩者情況都不利於道德上的進步，要克服就必須正其志。他說：正其志於道，則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爲本。意即在道德教育過程中要幫助受教育者樹立正確的志向，不志高也不志靡。再次是志的專一。他說：志於彼又志於此，則不可名爲志，而直謂之無志。意思是，朝三暮四、變化不居等於沒有立志，專一的志向才能夠激勵人們勇敢地實現道德追求。志的專一包含著意志教育的含義，道德教育要通過受教育者內在知、情、意、信、行的矛盾轉化才能發生作用。而志的專一，能夠幫助受教育者產生內在認同感，激發受教育者的情感需求，從而排除障礙和困擾，堅定道德追求，並最終達到教必著行，產生道德行爲的效果。不難看出，王船山關於志的教育方法，與人的品德發展規律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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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而授，各如其量

王船山對思想道德教育的對象進行考察，總結出了一套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他說：民不一，而或可以教，或不可以教，初無一定之制，使之各正其習。教育對象千差萬別，這種不一主要表現在個體的欲望、個性、志向、遺傳因素、知識基礎等內在心理的差異和外在環境的差異。教育對象的這些差異，決定了不存在適合任何人的有效的德育模式和方法，客觀上增加了德育的困難。要解決這些困難，他說：師必因材而授，即因材施教。之後，他對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進一步分析，提出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當堅持的原則和方法。王船山認爲，教育者的因材施教有四個原則：一是深入了解的原則。在施教之前，教育者既要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所要傳授的知識，又要了解和分析教育對象自身的特點。正如他所說的於道知其序，於人知其候，立教者之所以貴於先覺也。在施教之前了解這兩方面的情況，是因材施教的前提。二是必因其材的原則。了解了教育對象的不同情況，就要根據他們固有的材質之差，採取相應的方法。否則，深入了解的功夫就會白費，還將造成邋等之弊，不能達到德育的預期效果。三是因機設教的原則。包含時與序兩方面：既要把握教育時機，又要符合受教育者的年齡特點和知識水平；既包括教學安排的先後順序，又包括教學內容的內在邏輯順序。王船山尤重後者，他說：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繼教之以精大之事，繼教以精大之理，乃使具知粗小之理，而終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此立教之序亦有五焉，而學者因之以上達矣。四是教無棄人的原則。他說：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德育的對象雖有材質之差，但不能因其材質不好而棄之不顧，而要像孔子那樣有教無類，都應該接受教育。只要採取符合其自身特點的合適的徳育方法，任何人都能成才。在因材施教的具體方法上，王船山提出了以下三種：其一，順其性之所近以深造之。人的個性是存在差異的，教育就應該順應他們的個性，使每個人都得到相應的發展。在受教育者眾多品性中，教育者要善於發揚其中有利的部分，培養他們積極的個性品質。還要預防與克服其中不利的成分，消除其影響和避免因任其發展而形成不良品性。這樣教育者才能做到：知其德性之長而利導之，知其人氣質之偏而變化之。其二，因人而進之。由於受教育存在個體差別，善於施教的人是不會以一概之的，而應因人而異。其三，因材啟發。道德品質是內在的，它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在於教育對象的主動探索與領會。王船山主張對教育對象進行啟發教育，使其在自我探索中產生親身體驗。他說：當告則告，不可告則不告，即要引導、啟發教育對象去領悟推理，從而獲取道德品質。而不能凌節而施教，也不能和盤以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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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悟與自得，動靜結合

德育與一般的教育一樣，應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王船山認爲教育對象的學可以理解爲覺，並由教育者的教到自我知覺認同，通過知識遷移產生悟。必須充分發揮受教育者的主體能動性，使其產生內在的認同感，德育的內容才能真正地內化爲人的道德品質。因此，他十分重視自悟與自得的德育方法。德育要達到目的，更需要受教育者自身能動性的發揮。他說：教在我，而自得在彼。道德教育不應該只是外在的道德知識的灌輸和外在社會的強制，而應是一種自悟的道德要求，一種內在的自我要求，使其產生自得的內在發現，去求覺求效，最終成就德才兼備之人。基於此，他提出了三主三輔的道德教育原則。三主原則即：正面教育爲主、塑造性的壅培爲主、自覺教育爲主。三輔原則即：輔之以砥礪懲罰、輔之以改造性的斤削、輔之以強制規約。懲罰斤削、強制都是外因，不起決定性作用，是輔助性的。受教育者的主動自覺性才是內因，起決定作用。因此，正面教育、壅培、自覺教育是主要原則。施教者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都要以圍繞著使教育對象主動自覺的掌握爲核心而展開。主動自覺地接受才是長久的，經得起檢驗的，德育效果也會增強。在這日生日成的人性形成過程中，正是由於人的主觀能動性對外在因素的反映不同，才使人性向著不同方向發展。王船山反對宋明理學家的道德修養方法，認爲只講靜，是一種被動的接受，易使人安守現有的道德水平。他不排斥靜，倡導主動與主靜相結合的道德修養。他此時對虛靜做出了自己的解釋，是一種不抱成見，心境安定的意識狀況。而且提出了虛中受外，以中裁外的觀點，中即主觀意識，外即客觀事物。以中裁外的意思就是要有正確的主觀意識和能動性，防止被外部現象所迷惑。虛中受外就是對外界事物要虛懷若谷，排除成見，正確認識事物，在日積月累中不斷地養成良好的品性。可見，王船山所指的靜，是在能動性的基礎上的靜，是動靜的結合，究其實質，是一種主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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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親行，躬行實踐

王船山的知行觀是知行相統一的，既強調行在認識過程中的首要作用，又肯定知對行具有指導作用。反映在道德教育方法上，就是把行作爲認知的途徑，重視道德實踐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他說：立教有本，躬行爲起化之原；謹教有術，正道而漸摩之益。道德教育的行對教育者來說，應做到以身作則，躬行實踐，並積極引導行爲自覺，潛移默化，收漸摩之功。教育者身教示範，踐履道德，才能培養出受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質。他認爲，道德認知只是一種心之所喻，它不必然成爲人們內在的道德品質，只有身之親行，在道德實踐中表現出來，才能算作自身真正的道德品質。無論是教育者還是教育對象，在道德教育的過程中都要以踐履爲主，而不能只談論探究，停留在意識層面。如他所言：聞見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親行焉。王船山根據知行辯證關係，還相應地對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的關係進行了論述。他把道德行爲放在首要地位，如在學、問、思、辯、行中，認爲第一不容緩則莫如行。過去佛(教)老(子，即道教)、陸(九淵)王(陽明)空談性理，坐而論道，脫離現實，不重力行實踐。王船山則倡導力行而後知之真，強調道德行爲的首要地位。他說：君子之道，行一尺方有一尺，行一丈方有一丈。還說：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在道德教育中，行比知更重要，道德實踐最爲根本，才能證明是否把握了道德知識，才能把道德知識內化爲道德本質。王船山認爲，行包含知。道德實踐本身就是行爲主體做出的自覺選擇，在這種選擇之前必定具有一定的道德知識基礎；在道德實踐中，又會產生新的道德認知及對原有道德認知進行取捨與鞏固。他還認爲，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是互相爲成、並進而功的關係。雖然行先知後，但行卻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知的指導下具有知所得、爲何行的自覺性。一個人只有對一定的社會道德理想或道德觀念進行認識和理性審查，才能付諸相應的道德實踐。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在德育過程中有著各自的特點、功效，知之愈多，行之愈篤；行之愈力，知之愈深，它們是一個並進的統一體。

作者簡介曾長秋(1950)，發文時爲中南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羅序明(1988)，發文時爲江西中醫藥大學藥學院教師。

*本文選自【船山學刊】2015年第6期（微信公眾號：CHUANSHANXUEKAN）。【船山學刊】（原名【船山學報】）是我國現存刊出歷史最久的一家思想文化學術期刊。1915年8月，由改革志士譚嗣同的老師、著名學者劉人熙先生組織湘籍學者創辦，至今已有100年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