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嗎——讀包偉民教授【宋代城市研究】 ... ...

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嗎——讀包偉民教授【宋代城市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包偉民教授【宋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版）立足於唐宋會通之立場，在批判舊說陳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新觀點。該書對宋代城市規模及特徵、城市管理制度、城市市場、城市稅制、市政建設、城市人口、城市文化、城市發展瓶頸的探討，涉及宋代城市研究的不同方面，但無一例外，都在回應着同一個問題——由唐至宋，城市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究竟有沒有發生如唐宋變革論者所想象的斷裂式的變革。此書的貢獻在於：從城市史研究切入，揭示了宋史研究範式轉向的路徑——從片面的唐宋變革論轉向更為客觀的唐宋會通論，並提供了精彩的研究範例，從而為宋史研究展示了令人期待的前進方向。

    範式的轉向

宋代城市史既關涉着宋代城市經濟、制度、文化等核心研究領域，也與當下的城市發展相勾連，其意義不言而喻，故而是熱門的研究領域。在一個學術積累相當豐厚的領域，要糾正其間的範式偏頗和觀點謬誤，其難度及價值可想而知。此書恰恰將這一研究做到了精緻的程度。

1910年，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認為唐宋之間存在一個歷史的『變革』，此論引起了巨大反響，直至今天，依然被宋史研究界奉為圭臬。所謂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的說法，就是在這樣的學術範式之下被提出來的。唐宋變革論固然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相當有啟發意義的觀察視角，但是由於這一研究範式過於強調宋代的發展而忽略其連續性及局限性，有時就可能導致研究者以偏概全，甚至削足適履，得出片面甚至錯誤的結論。

與唐宋變革論者不同，包偉民教授主張以會通的眼光來觀察唐宋兩代，客觀考量由唐至宋的歷史延續、發展乃至局限。會通之說早已有之，從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來觀察斷代史的沿革與變化，是歷史學界的共識，但是研究現狀卻是言易行難，振臂疾呼者多，身體力行者少。

就宋代城市研究而言，宋代城市相較於前代無疑有着大跨度『發展』，但如果研究者心中主意已定，要闡發宋代城市的『發展』，那麼必然會被這種研究範式遮蔽視野。值得追問的是——如果從後人的視角來觀察，宋代城市發展了多少？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足，發展的『瓶頸』或曰阻力有哪些？『觀察歷史，由前向後的觀照，與由後向前的追溯一樣重要。古人所說的會通，寓意或即在此』（【宋代城市研究】第173頁，下同）。這種唐宋會通的研究理念，作者在書中有精彩的運用與展開，為我們樹立一個可資參考的典範。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之上，此書杜絕了對史實的一般性、片面性的描述，深入到歷史的深處與細處，從承襲與發展兩個方面，為我們重建對於宋代城市史的認知模式。

    觀點的突破

基於唐宋會通論的立場以及深厚的學養，作者反思、批判了以往宋代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觀點，得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嶄新論點。

唐宋變革論者幾乎一致地集中描述宋代城市發展的種種表現，突出其發展與變革，而忽略了它處於發展過程中作為傳統城市延續的特徵。作者通過梳理中國古代城市的起源，得出中國古代城市兼具政治、軍事性城堡與商業市場的雙重性的基本特徵。宋代城市經濟雖然取得了巨大發展，但其作為傳統行政城市的基本特徵依然未變，且行政功能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宋代城市的經濟功能對行政功能的突破只是少數情況。『兩宋各地城市的發展水準與它們的行政地位，基本是相匹配的』（第98頁）。

唐宋變革論者認為，宋代經濟發展，導致城市規模擴大，城區『溢出』城牆，『城郭分隔城鄉作用的消逝』。作者通過對兩宋州軍、縣邑城牆的量化考察，認為不能將兩宋都市城區『溢出』現象擴大化。出於防禦需要，城牆所包裹的城區，都市化的地塊與防禦區往往不相吻合，導致兩宋城市的都市區發展向城牆之外『溢出』，另一方面，城區並未『撐滿』，『兩宋時期城區之內非都市化地塊的存在是相當普遍的』（第83頁），並且兩宋城市的『溢出』現象，與城市的行政地位緊密相關。

唐宋變革論者大多喜歡由宋代城市市場的『開放』來反觀唐代城市市場的『封閉』。例如唐代以坊牆隔離居民區（坊）與商業區（市）的坊市分離現象，被認為是體現了唐代城市市場的封閉性、不自由性以及唐代政府對城市市場的控制和監管；而宋代推倒了坊牆，人們可以在城市中沿街開設店鋪，商業經營獲得了完全的自由。這一由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所提出的、關於宋代出現的封閉式坊制崩潰的觀點，到今天幾乎成了常識。值得探究的是：第一，唐代城市的坊市分離是否具有普遍性？第二，唐代城市的坊市分離是否具有合理性？它究竟是政府對市場的壓制還是另有所圖？第三，宋代城市的坊牆推倒之後，城市市場是否與唐代截然不同，出現了普遍的轉折？

作者指出以加藤繁為代表的研究都是以大都市為例，對中小城市未加考察。從史料來看，唐代『多數南方州縣城市，連城牆都未見修築，自然更不可能有坊市牆垣』（第202頁）。唐代城市出現的坊市分離，主要是由於受當時城市性質的制約，不得不服從於城市作為行政中心與軍事堡壘的本質要求所致，它不是唐代政府的着意創設，而是在歷史演變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從睡虎地秦簡中可見，商人身份與一般城市居民截然有別，須著錄於特殊的戶籍，即市籍，稱為市戶。非市戶不准入市設鋪營業，這強化了居民區與商業區相隔離的趨勢，而市籍制又是政府向商賈徵發賦稅的制度基礎。宋代坊牆推倒後，『商賈有了在城市其他區域設立店鋪的自由，但在實際生活中，商鋪仍多集中於傳統的市場區域』（第236頁）。基於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商品貿易的正常進行，以及維護政府在商業經濟領域的利益，宋代政府並未對市場放任自流。『如果進一步從歷史因襲演變的視角，觀察從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場的演變，我們還可以發現，其間制度的裂變也許不如前人想象的那麼劇烈，而前後因襲的痕跡則無疑要明晰得多』（第189-190頁）。

在宋代『市民』問題上，幾乎所有的論者都明確區分了『城市居民』與『市民』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差異。這種區分，本質上是為了明確宋代市民是民而不是官。於是，宋代『市民』被認為是工商市民，市民文化即是消費文化、商業文化。唐宋變革論者將歐洲市民具有的『自由』『新型』的特徵吸收了過來，用於佐證宋代市民同樣具有這些特徵，以突出由唐至宋的截然變革。但是歐洲市民社會並未將統治階層剔除在外。故而唐宋變革論者又指出中國傳統時期的市民與西歐中世紀城市復興時期的市民，不應相提並論。作者指出：唐宋變革論者在邏輯上的這種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表現出了在觀察歷史時的一種明顯的目的論特性，其背後有着由唐至宋社會形態遞進的宏觀理論預設。

唐宋變革論者強調宋代市井文化占據了主流。作者則認為，由於科舉制度的推行，宋代士大夫紛紛選擇城居，他們所崇尚的清雅與庶民推崇的市俗形成鮮明的對立，這種對立具有歷史的延續性而非變革。總體來看，士大夫雅文化仍在兩宋城市占據着主導地位，市井文化則處於從屬地位。唐宋間城市文化發展在政治領域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承續並鞏固了唐代以來由於士大夫階層城居、文化資源集中於城市所帶給專制國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權。這一結論，與唐宋變革論者所論迥異，更顯客觀，足以膺服人心。

    『分寸』的啟示

作者認為唐宋會通的研究關鍵是如何掌握『分寸』。這既指稱研究視角的客觀性，也意謂着從更為細緻的史實入手去探討問題，在復原史實時——例如關於『發展』——精準地把握它的程度，避免『過界』。『更具體、更細緻地重構史實，永遠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工作』（第38頁），或者說永遠是研究取得進展的起點。作者能在宋代城市史這麼一個舊議題中，寫出有分量的新東西，前提即是他帶着驗證的立場去細讀已有的文獻，把工作做到『分寸』的程度，驗證前人舊說的可疑之處，並擴展成為自己研究的起點。『由於史學研究的特點所致，在許多情況下，似此重新檢驗舊說的努力常能得到豐厚的回報。當然，在這一過程，研究者應該付出較之他人更多的努力，是必然的』（第39頁）。

在唐宋變革的視角下，基於研究者宏大敘事的努力，得出了不少振奮人心的結論。當大家都沉浸於宋代都城夢華的世界之時，作者卻給這一研究範式潑了一盆冷水，他通過大量微觀的史料，證明了關於宋代城市的繁華的描述，存在以偏概全，忽略不同地區城市發展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的弊端。作者在唐宋變革的主流研究視角之外，反思這種思路的可疑性，從而關注到被遮蓋的另一側面——唐宋的連續性，且論之有據，一改讀者的習見，這大概就是一種研究視角上不偏不倚的『分寸』。

作者此書之所以在研究範式上的這一突破，可能與他倡導的研究者『走向自覺』有關係——即研究者對自己的思路、方法，一直得有不斷省思的自覺，永遠思考着如何改進自己的眼光與方法。反思與創新，是學術研究的永恆主題，包偉民教授此書的魅力正根源於此。

當然，任何著作限於作者的研究興趣、研究框架以及篇幅，必然有其專攻之處，不可能『包治百病』。同理，包偉民教授此書對於宋代城市研究中的問題亦有所選擇——重在解構唐宋變革論之舊論點，進而推陳出新——故而對某些問題，例如宋代城鄉關係、宋代鄉村市鎮等，並未專門涉獵；對宋代城市生活的討論也還有一些深入的空間。因而，作者此書並非宋代城市研究的終結之作，我更傾向於將之視為一個嶄新的開端，它以全新的研究範式召喚、啟發後來者在宋代城市研究乃至整個宋史研究中『攻城拔寨』，形成一種對已有問題有實質推進的新的研究『氣象』——則其開創之功及示範意義，不可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