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孔子讓人輕鬆愉快 孟子卻凡事緊張

黃仁宇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做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子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爲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爲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爲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的說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里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 子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爲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爲人，但爲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爲政，裡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爲己甚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爲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仿佛，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但戰事的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盪。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閒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 子

盂子有時候被人稱爲有革命性，這是因爲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爲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千，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紀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著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民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爲【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爲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爲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爲懷的心腸，爲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爲善，那麼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裡，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爲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