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师爷怎么用潜规则玩弄法律：四救四不救

绍兴师爷博物馆 来源网络

通常认为，乾隆朝是清朝国运的顶峰，有着诸多盛世的特征：国力鼎盛、边疆一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昌盛盛世笼罩下的地方州县，普遍存在着由州县官私人延请入府、支付佣金的人员，他们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无品秩、无编制，却拥有政务运行的必备之能，能够辅助州县官佐理公务，是州县官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这一群人被称作幕宾，俗称师爷。这些幕宾从事着诸如刑名、钱谷、挂号、书记等行业，其中有益吏治者，不乏其人，但借端营私者，亦复不少。乾隆五十三年，湖南永州知府王宸在《重刻佐治药言序》中指出，夫吏非素谙律令，其不能不借手于幕宾也而入幕之宾，能视官事如己事者，十不得二三，往往视百姓之休戚，漠然无所系于其心。说的就是刑名幕宾。刑名是吏治之重，是民命所系。俗语云：衙门后宅一杯茶，白纸折扇手中拿。黄铜烟袋呼呼响，刀笔断案全靠他。

刑名幕宾是辅佐州县官吏从事诉讼活动的幕后法官，基层社会纷繁复杂的案件、词讼，几乎都需要刑名幕宾来仲裁。刑名幕宾虽不掌权，却可弄权；虽无公职，却是州县案件的实际执法者，案件全过程几乎都有刑名幕宾的参与，他们犹如块块暗斑，散布于各个州县。倘若品行不端、修为不够，则极易舞弊，败坏公务。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提到，高坐听讼的虽为州县官，事实上在幕后提调处理的常为幕友自集审至判决皆出于幕友之手。所以，州县审判一事，名在官，实在幕。

在断案用法时坚持设身处地、准情酌理的原则，以儒家经典为断案标准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特色。乾隆年间的名幕汪辉祖长于引经决狱，避律断案，被称赞佐州县治，引三礼以断疑狱，远近称平允异乎俗所谓幕宾者。然而，像汪辉祖这般名幕在处理一些案件时，也不免流于武断。例如，汪辉祖在审理刘开扬、成大鹏争山一案中，就有失偏颇。刘开扬是湖南宁远的土豪，与同里的成大鹏山址毗连。成大鹏的同族私自将这片山出售给刘氏。这一举动令成大鹏极为不满，上诉县府并令子弟上山伐木。刘开扬担心败诉，恰逢族弟刘开禄病危垂死，于是命人背刘开禄上山，将矛盾激化成家族间的斗争，想以刘开禄被成家殴打致死，作为制胜之计。而等到他们上山后发现伐木者已经悉数离开，刘开扬便唆使其子闰喜杀了刘开禄并嫁祸于成族。汪辉祖在审判该案时，忽然大堂内声音嘈杂，经询，有醉酒者想闯入，被门役所阻拦，所以大声喧哗，汪辉祖命该人入堂，一看是闰喜，刘开扬大愕。汪辉祖令人支开刘开扬，鞫讯闰喜，闰喜将事情原委一一吐实，刘开扬最终承认并俯首画供。针对此案，汪辉祖的判罚是，感念开禄气将尽，不殴亦死。以开扬父子抵之，情稍可悯，所以将直接犯罪者闰喜拟死，刘开扬被无罪释放，余犯亦不究查。然而，依谋杀人，造意者斩的律条，刘开扬应与闰喜一并论斩。事后，汪辉祖也认为自己懵昧，感叹杀人者死，国法固然。名幕尚能自制自省，而更多的劣幕、庸幕则往往以引经避律为借口，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趁机舞弊。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篇关于刑名幕宾判案的论断，其中提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断无可救，生者尚生，又杀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宁委曲以出之，而死者衔冤与否，则非所计也，汪辉祖的断案不得不说是受了救生不救死观念的影响。救生不救死的观念起初或许是刑名幕宾出于善意，蝼蚁尚且贪生，人命更是可贵；但到后来却演变为既定规则，适得其反。要达到救死不救生，对于刑名幕宾来讲，只是技术操作层面的小事情，将罪行略为减省，移其重就其轻便可救人。除了救生不救死，《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提到了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等论断，合称为四救四不救，都是刑名幕宾处事断案的潜规则。

四救四不救被刑名幕宾口口相传，成为了他们的从业指南。四救一出，使得刑名幕宾在两害相权时，不必思索便可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直接进入程式化的模式中按部就班地处理，无须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甚至可以说幕宾心中的情和理在尚未迸发时便已经被扼杀了。这貌似减省了不少司法程序，简便了许多，流畅了许多，但实际上，减省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审判流程，刑名幕宾对案情不详加研究，信手拈取成案，依样画葫，过于依赖既定的决断，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如此，四救四不救更是刑名幕宾在州县活动中摸索出来的护身桃符和发财要诀，所以刑名幕宾将其奉为圭臬。维护主官而诬捕平民、袒护大官而舍弃小官，于己而言，当然是有利无害。俗语说，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理与钱之间，在刑名幕宾的眼里，理输给了钱。案件对刑名幕宾来讲，就是金钱。他们为填个人欲壑，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将听审日期任意更改，积压案件，借公务敲诈勒索，等到原告或被告输银饵灾、贿赂疏通之时，自己从中榨取足够的利益，方可审结。救不救？如何救？幕宾笔落的瞬间，生杀予夺、贪赃枉法的余地确是无限。

刑名幕宾熟稔州县衙门中的掌故和舞文弄法的伎俩，掌握着州县断案的话语权，参与甚至操纵案件的审判活动，名义上的佐官以治，很大程度上却变成了代官出治，越俎代庖。刑名幕宾罗织罪名、篡改罪责的弊习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也正因如此，乾隆朝把治理劣幕的举动上升为澄清吏治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