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師爺怎麼用潛規則玩弄法律：四救四不救

紹興師爺博物館 來源網絡

通常認為，乾隆朝是清朝國運的頂峰，有着諸多盛世的特徵：國力鼎盛、邊疆一統、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文化昌盛盛世籠罩下的地方州縣，普遍存在着由州縣官私人延請入府、支付佣金的人員，他們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無品秩、無編制，卻擁有政務運行的必備之能，能夠輔助州縣官佐理公務，是州縣官行使行政職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這一群人被稱作幕賓，俗稱師爺。這些幕賓從事着諸如刑名、錢穀、掛號、書記等行業，其中有益吏治者，不乏其人，但借端營私者，亦復不少。乾隆五十三年，湖南永州知府王宸在【重刻佐治藥言序】中指出，夫吏非素諳律令，其不能不藉手於幕賓也而入幕之賓，能視官事如己事者，十不得二三，往往視百姓之休戚，漠然無所繫於其心。說的就是刑名幕賓。刑名是吏治之重，是民命所系。俗語云：衙門後宅一杯茶，白紙摺扇手中拿。黃銅煙袋呼呼響，刀筆斷案全靠他。

刑名幕賓是輔佐州縣官吏從事訴訟活動的幕後法官，基層社會紛繁複雜的案件、詞訟，幾乎都需要刑名幕賓來仲裁。刑名幕賓雖不掌權，卻可弄權；雖無公職，卻是州縣案件的實際執法者，案件全過程幾乎都有刑名幕賓的參與，他們猶如塊塊暗斑，散布於各個州縣。倘若品行不端、修為不夠，則極易舞弊，敗壞公務。瞿同祖先生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提到，高坐聽訟的雖為州縣官，事實上在幕後提調處理的常為幕友自集審至判決皆出於幕友之手。所以，州縣審判一事，名在官，實在幕。

在斷案用法時堅持設身處地、准情酌理的原則，以儒家經典為斷案標準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特色。乾隆年間的名幕汪輝祖長於引經決獄，避律斷案，被稱讚佐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異乎俗所謂幕賓者。然而，像汪輝祖這般名幕在處理一些案件時，也不免流於武斷。例如，汪輝祖在審理劉開揚、成大鵬爭山一案中，就有失偏頗。劉開揚是湖南寧遠的土豪，與同里的成大鵬山址毗連。成大鵬的同族私自將這片山出售給劉氏。這一舉動令成大鵬極為不滿，上訴縣府並令子弟上山伐木。劉開揚擔心敗訴，恰逢族弟劉開祿病危垂死，於是命人背劉開祿上山，將矛盾激化成家族間的鬥爭，想以劉開祿被成家毆打致死，作為制勝之計。而等到他們上山後發現伐木者已經悉數離開，劉開揚便唆使其子閏喜殺了劉開祿並嫁禍於成族。汪輝祖在審判該案時，忽然大堂內聲音嘈雜，經詢，有醉酒者想闖入，被門役所阻攔，所以大聲喧譁，汪輝祖命該人入堂，一看是閏喜，劉開揚大愕。汪輝祖令人支開劉開揚，鞫訊閏喜，閏喜將事情原委一一吐實，劉開揚最終承認並俯首畫供。針對此案，汪輝祖的判罰是，感念開祿氣將盡，不毆亦死。以開揚父子抵之，情稍可憫，所以將直接犯罪者閏喜擬死，劉開揚被無罪釋放，余犯亦不究查。然而，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的律條，劉開揚應與閏喜一併論斬。事後，汪輝祖也認為自己懵昧，感嘆殺人者死，國法固然。名幕尚能自制自省，而更多的劣幕、庸幕則往往以引經避律為藉口，化大為小，化有為無，趁機舞弊。

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一篇關於刑名幕賓判案的論斷，其中提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尚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寧委曲以出之，而死者銜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汪輝祖的斷案不得不說是受了救生不救死觀念的影響。救生不救死的觀念起初或許是刑名幕賓出於善意，螻蟻尚且貪生，人命更是可貴；但到後來卻演變為既定規則，適得其反。要達到救死不救生，對於刑名幕賓來講，只是技術操作層面的小事情，將罪行略為減省，移其重就其輕便可救人。除了救生不救死，【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提到了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等論斷，合稱為四救四不救，都是刑名幕賓處事斷案的潛規則。

四救四不救被刑名幕賓口口相傳，成為了他們的從業指南。四救一出，使得刑名幕賓在兩害相權時，不必思索便可知道解決問題的辦法，直接進入程式化的模式中按部就班地處理，無須進一步了解案件事實，甚至可以說幕賓心中的情和理在尚未迸發時便已經被扼殺了。這貌似減省了不少司法程序，簡便了許多，流暢了許多，但實際上，減省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審判流程，刑名幕賓對案情不詳加研究，信手拈取成案，依樣畫葫，過於依賴既定的決斷，製造冤假錯案。不僅如此，四救四不救更是刑名幕賓在州縣活動中摸索出來的護身桃符和發財要訣，所以刑名幕賓將其奉為圭臬。維護主官而誣捕平民、袒護大官而捨棄小官，於己而言，當然是有利無害。俗語說，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在理與錢之間，在刑名幕賓的眼裡，理輸給了錢。案件對刑名幕賓來講，就是金錢。他們為填個人慾壑，可以在職權範圍內，將聽審日期任意更改，積壓案件，借公務敲詐勒索，等到原告或被告輸銀餌災、賄賂疏通之時，自己從中榨取足夠的利益，方可審結。救不救？如何救？幕賓筆落的瞬間，生殺予奪、貪贓枉法的餘地確是無限。

刑名幕賓熟稔州縣衙門中的掌故和舞文弄法的伎倆，掌握着州縣斷案的話語權，參與甚至操縱案件的審判活動，名義上的佐官以治，很大程度上卻變成了代官出治，越俎代庖。刑名幕賓羅織罪名、篡改罪責的弊習引起了統治者的警惕，也正因如此，乾隆朝把治理劣幕的舉動上升為澄清吏治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