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盛世下的辭賦家 爲何地位竟低如倡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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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劉熙載【藝概文概】云：文之道，時爲大。文學與時代緊密相連，漢賦也是如此。除文學內部發展因素外，漢代社會對漢賦的生產、消費、接受等有重要的影響。

漢賦生產與兩漢社會的興衰基本同步。從劉邦建國、文景之治到武帝前期，基本上是漢代社會的休養生息階段。三年滅秦、五年楚漢戰爭，長期戰亂給漢初留下來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因此，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恢復經濟。與之相適應，思想較爲自由，統治者主要以黃老思想爲治國思想。而且【史記】【漢書】記載景帝不好辭賦。在這種情況下，漢賦生產也處於初期階段。據【漢書藝文志】，陸賈、朱建及藩國吳王、梁孝王、淮南王門人有一些創作，但現存的賦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賈誼【吊屈原賦】【鵩鳥賦】，另外還有淮南小山【招隱士】、莊忌【哀時命】。這些作品體制上繼承楚辭傳統，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內容上明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此期特別的作家是枚乘，他曾游於吳、梁，其創作【七發】目的在於諷諫諸侯王，形式上大肆鋪排，是騷體賦向散體大賦的過渡。

漢賦生產的繁榮期是武帝以後到東漢中期。此期政治上雖有西漢滅亡、東漢建立等波瀾曲折，但整體上是大一統天下、是積極向上的時代，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氣象。漢武帝對辭賦頗有興致，不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創作。班固【兩都賦序】云：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這段序言對漢大賦生產的背景、生產方式、生產特點、生產數量等，都進行了明確交代。大一統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發了作家的情懷，於是，規模宏大、歌頌爲主的大賦興盛。這是時代的產物。典型代表如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羽獵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這四大賦家生活在西漢武帝到東漢安帝時代，是漢王朝的極盛時期，也是漢賦極盛時期。這些大賦採用對話體，以狀物爲主，風格上呈現出全而大的特點。【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曾說自己創作辭賦時，苞括宇宙，總覽人物，這正是漢帝國一統天下的真實反映。也正因此，典型的大賦生產頗費心血，司馬相如創作【子虛】【上林】，幾百日而後成；揚雄作賦，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納）之，大病一年；張衡作【二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可見大賦生產之不易。而且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兩漢整個思想界成爲經學的天下，大賦所體現的正統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勸百諷一，就是這種思想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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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和帝以後社會走下坡路，整個社會動盪不安，黨錮之禍使文人與社會逐漸疏遠，加之自然災害頻發，地震、蝗災、水災、瘟疫等隨時威脅著人們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內心世界發生了重要變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經學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據了重要位置。社會的劇變帶來漢賦的新變，文人鴻篇巨製形式的大賦作品逐漸減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爲主的小賦。這種賦繼承屈原、賈誼的傳統，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張衡【歸田賦】、蔡邕【述行賦】、趙壹【刺世疾邪賦】等，他們突破漢大賦的創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繪轉向內心世界的抒寫，由體物轉入寫志，個人的思想、感情成爲作品的主要內容，這是東漢後期社會帶來的影響，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如張衡【思玄賦】【歸田賦】等。

由以上可以看出，漢代社會影響著漢賦生產。首先影響辭賦生產者，如辭賦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懷等。漢代經學盛行，辭賦家的地位低下，被視爲倡優一類人物，如枚皋說：爲賦乃俳，見視如倡。（【漢書枚乘傳】）揚雄寫過不少賦，但後來不寫了，雄以爲賦者，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於是輟不復爲。（【漢書揚雄傳】）班固在【兩都賦序》裡把辭賦家視爲言語侍從之臣，亦可見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懷而言，當社會處於鼎盛時期，辭賦家就有很強的自豪感，主動與時代靠攏；當衰世時，辭賦家更多關心的是自我內心。其次，時代影響辭賦作品，包括思想、體制、風格、內容等。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時代與文學是互動關係。時代一方面影響漢賦生產，同時漢賦也反映時代的風貌，爲時代服務。天子之事中，那種磅礴的氣勢，宏大的景象，強壯的聲威，無不體現著大漢帝國的時代精神。東漢後期趙壹等人的辭賦揭露社會黑暗，也是時代的一面鏡子。

時代不僅影響漢賦生產，而且影響漢賦消費。漢賦由於辭藻華麗，典型的漢賦大多是宮廷作品，或歌頌，或諷諫，所以基本在宮廷和知識階層傳播。據【漢書揚雄傳】，司馬相如進【大人賦】，武帝讀後飄飄有凌雲之志。據【漢書王褒傳】，漢宣帝既注意到辭賦的娛樂作用，又注意到它的教化作用，甚至太子有病，召王褒等人朝夕誦讀奇文及辭賦以解病情。太子喜歡王褒【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可見辭賦消費的狀況。當然，抒情性的辭賦也有一定的消費群體，大部分還是在文人範圍之內。

時代也影響漢賦文學接受。武帝至東漢中期，天下一統，處於盛世，所以漢代文人突出接受的是大賦。枚乘【七發】鋪排有序，諷諫得體，成爲文人學習的經典。曹植【七啟序】云：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並命王粲作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也受【七發】影響而又有新的創造，於是，【子虛】【上林】又成爲辭賦家學習的榜樣。揚雄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杜篤在上【論都賦】的奏章中說：竊見司馬相如、揚子云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揚雄的【蜀都賦】、傅毅的【洛都賦】，開京都賦先河，爲此後崔駰【武都賦】、張衡【南都賦】等接受。班固的京都大賦【兩都賦】，創立了描寫兩個都城、兩篇連成一氣的新體制，成爲京都賦的典範，張衡學習、接受而創作了【二京賦】。就抒情性辭賦而言，漢賦中賈誼的【鵩鳥賦】、張衡【定情賦】、蔡邕【檢逸賦】【青衣賦】等都有許多接受者。漢賦中自我解嘲一類的作品，是在專制政治壓力下文人以委婉的手法爲諷刺現實、表現個人情感而創作的。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開其風氣，東漢時期崔篆【慰志賦】、崔駰【達旨】、馮衍【顯志賦】、張衡【應間賦】、班固【幽通賦】、卻正【釋譏】等作品接受了這一傳統。另外，【史記】【漢書】收錄辭賦家的作品也是傳播接受辭賦的一個方面。這些接受，也都是與漢代社會的政治、文化等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