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依法治孝”：这些不孝行为要受到法律严惩

二十四孝图之拾葚异器 

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视程度之高、影响社会之深、延续时间之久，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见。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狭义的孝道指针对父母的道德行为，而广义的孝道则延及父母之外的长上之亲。孔门弟子有若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在诸多伦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认为，孝可以使人们之间互相亲爱。而相互亲爱的族群，道德底线明确，统治者易于驾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道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无论是国家危难，还是天下承平，统治者选择贤臣良将的路径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贵贱而有所差异，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汉朝皇帝，自惠帝开始，都在其谥号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类。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说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东汉时期，察举科目中有孝廉之目。历代皇帝都重视尊老、养老，都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常常亲授《孝经》，唐玄宗李隆基便亲自注解《孝经》。《二十五史》中，因称孝而名世、进身的官吏、学者、武将、乡绅不胜枚举。而在民间，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将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选，编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础上插图，形成《二十四孝图》。它对七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尤为深巨。

围绕孝道，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礼仪规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如果说，礼制中的尊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那么相关法律条文则是硬性约束，不容有违，它是孝道实行的强制保障。今以汉唐时期法律中对不孝罪行的惩处为例来加以说明。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卫时，周公就对其弟弟康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经说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对于不孝这种大乱之道，当然要归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礼大司徒》所载以乡八刑纠万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举战国时期不孝的一些具体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汉以降，国家立法便将这些不孝内容具体化、法典化。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简文中，有不少对于不孝行为的定罪，据之可见当时法律对孝道的维护。例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案例汇编）中，专门有告子一案，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不孝的案例：

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无它坐罪。

控告亲子对自己不孝，官府必须派人前往捉拿（往执），经过审问定罪后要处死（谒杀）。那么哪些属于不孝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

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

可见，杀害、牧杀（未遂）、殴打、詈骂长辈（包括父母、祖父母、继祖母、女主人）都属于不孝，凡是父母告子不孝罪成立，都要治以死罪（弃市）。罪犯的妻、子都受到连坐，且不能以爵位、金钱等赎免。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分家之后，孙子与祖父母同居时对其孝养不敬的处罚条款：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若孙子对祖父母赡养不善，将会被强制驱逐，由祖父母据有其田宅和奴婢。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唐律》及后代其他法律中把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定为不孝罪的源头。

关于老人控告子女不孝，还有一些细节规定。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宥）之不？不当环（宥），亟执勿失。

这是说，达到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控告子女不孝，必须立即受理，拘执不孝之子。而相同的控告，到了汉初，关于是否立即受理，则有不同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不同日期的三次反复控告，才准予立案。

对于不孝罪的教唆犯，张家山汉简也有惩处规定：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贼律》）《奏谳书》对之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

经过魏晋六朝，到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为后代法典的圭臬。其中对于不孝之罪的惩处继承和发展了秦汉法律，同时又直接延续了上古礼制。按照《四库全书提要》的说法，唐律一准乎礼。《唐律》中有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例如：

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对五服之内的亲长，若发生谋杀、殴打、詈骂、诅咒、诉告等行为，便与谋反、谋叛等同，视为不赦的死罪，受到严惩。

《唐律》规定，子孙违犯教令和供养有阙要判二年徒刑：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其解释是，可从而违，堪供而阙，即父母教令能执行而不执行，家里条件允许而不供养父母时，祖父母、父母提出不孝之诉告，方得定罪。《疏议》将供养与《礼记内则》中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联系起来，说明唐律对孝道的法律强制与上古时期的礼制规定具有渊源关系，是合而为一的。若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子孙委托他人照顾，而自己远赴他地做官，也要判一年徒刑。至于殴打、詈骂祖父母和父母，则更是重罪：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须舅姑告，乃坐。殴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徒三年，伤者徒二年半。诸妻妾殴、詈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各减殴、詈舅姑二等；折伤者，加役流；死者，斩；过失杀伤者，依凡论。

相比于上引秦汉时期的相同罪行，这些条文规定得更加细致了。一般认为，这是五服制度在古代法律中得以全面应用的结果。律文中特别提到，对血缘关系较远的亲长实施过失杀伤，要依凡论，即依凡人法处理。这足以说明，对于父母及亲长的不孝行为，其判罪明显重于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这是儒家道德在法律中得到强化的结果。

正如孔子和曾子所说，除了孝养活着的父母之外，对死后的长上之亲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也是孝道之大端。所以，古代法律特别重视为父母守丧一项。遇到以下情况，均受法律惩处：

⒈匿不举哀。若在外地听闻父母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流放两千里。相应地，闻期亲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徒刑一年；闻大功以下的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则递减二等。

⒉释服从吉和忘哀作乐。父母丧期未终，就改穿吉服，或者忘哀作乐，要判徒刑三年；参与杂戏娱乐活动（如樗蒲、双陆、弹棋等杂戏），要判一年；偶遇奏乐和宴席而未回避，要笞杖一百。

⒊冒哀求仕。官员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之丧，要去官回乡服丧，谓之丁忧，若丁忧期间做官，谓之冒哀求仕，不仅受到道德诟病，而且要判以徒刑：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冒哀求仕者：徒一年。

⒋服内婚嫁和服内生子。居父母之丧，不能结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而且婚姻无效（离之）。若服丧的对象是期丧，则罚笞杖一百。居父母之丧时有孩子诞生，是谓服内生子，要判一年徒刑。

另外，根据儒家亲亲相隐的礼制原则，诉告尊长之亲也是不孝之罪，官府不予受理。秦汉时期已经将其入律，例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承袭了这条律文：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唐律》对之规定更严，除谋叛以上的大罪必须揭发之外，凡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判绞刑。除了直系嫡亲之外，诉告其他亲戚尊长也要判罪，例如，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

孝道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扬，而且是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家庭、宗族、乡里的礼制约束，国家律法诏令的强制惩戒，以及通过树碑立传、悬匾建坊、封赏旌表等方式实现的正面引导，从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这些维护孝道的措施，不能说没有负面作用，但大体而言，它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土壤、文化传统可以协调自洽，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孝道弘扬、人心再造，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