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典籍整理如何超越个人立场

11月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会议室开讲，题为新旧《五代史》校勘释例兼谈修订本二十四史整理的方法与目标，这次讲座为人大举办的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先声。在讲座后，北大的知名日籍教授乔秀岩先生与仇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

仇鹿鸣说，能参与重新点校新旧《五代史》无疑是他这辈人的莫大荣幸，当然这也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因为校勘与写论文不同，会面临周遭的多重压力。尤其是今天的高校，放下舆论压力不谈，首先要直面的就是前辈人的影响的焦虑。虽然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老先生们对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带有时代烙印，但是能否超越他们的工作而给读者呈现出一套更好的读本，则显得尤为重要。仇先生说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代圣贤立言的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个人的立场。

仇鹿鸣

修订本新旧《五代史》有哪些改进？

首先，仇先生阐述了校勘工作中的四个推进之处。

一、对海内外善本的调查与搜集。由于先前的校勘囿于特殊的国内环境，所以对国内外一些珍贵的善本没有考虑在内，尤其是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地区的珍贵版本。这次对新旧《五代史》的整理工作尽可能地搜集到更多的善本以供校勘。例如这次校勘中就调查了原陆心源旧藏、后归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的邵晋涵抄本《旧五代史》，它是邵晋涵本人从清宫携出的工作本，其上有朱墨色校语，整理者原本期待它是《旧五代史》的四库底本，但是经过研究发现邵本只是影库本（1921年熊罗宿影印乾隆四十年四库馆进呈本）的录副本。

二、整理方式的变化。在上一次的整理本二十四史中，有超过一半的史书都采取了不足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即没有非常明确的底本，而是选取某一版本作为工作本，再以其他各本加以校勘，但在校勘过程中基本上不出版本方面的校勘记，而是根据点校者的判断来进行去取，而读者群体最广的《史记》与《三国志》，则连校勘记都没有，这也是为后来学者诟病的地方。

顾颉刚先生

当然，之前的点校本有那个时代的历史根源。首先在于当初的规划没有完全完成，据顾颉刚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所定的条例，这套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读者群体其实是普通的文史爱好者；对于专业的学者，顾先生则有更为庞大的计划，比如说他想做《史记集注》，也就是说校注本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学者。但后来这些校注本的计划搁浅了，摆在大家面前的只有这一套点校本二十四史，要用同一套书承担普及与研究这双重使命，这无疑就产生了很大问题。其次，在文革中避免繁琐校勘的指导原则下，也促成了不足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的流行。

这张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同人合影摄于1973年春，是启功先生收藏和标注的一张照片。

以目前的学术规范来说，上次点校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覆案，我们只能相信老先生们的判断，不能够覆案就不知道它的底本何据，不知道他们据什么本子加以改动和改动了什么。所以现修的二十四史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底本式校勘，而且在底本的基础上，除了学界公认的形讹字可以径改之外，比如说扬州的扬，古书杨与扬混写，还有疆场的疆同彊悍的彊等等；其他对底本的每一处改动都要出校勘说明，以方便学者们的复核。

三、点校本二十四史于1978年全部出齐后，学者们对它的失误之处有大量纠定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现在校勘工作可资利用的资源。

四、利用新发现的碑志等出土文献。上世纪由唐长孺与陈仲安二先生点校的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虽然按照不足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原则，但其依据赵万里先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做了大量校勘工作，出版之后得到学界的好评。

同样，近三十年来各地大量出土的碑志无疑对修订本的校勘工作有所帮助。之前在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中之所以没有利用石刻文献进行校勘，这与当时的条件有关，学唐代墓志大规模的结集就是《千唐志斋藏志》的出版是1984年，也就是在新旧《五代史》出版之后，以当时的条件一是资源缺乏，二是囿于校勘原则束缚。要说明的是，此次校勘中，一般不单据石刻文献改动传世文献，同时在整理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清晰的拓本，整理者特别调查了一些未刊行的拓本，如上博藏《溪州铜柱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