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典籍整理如何超越個人立場

11月6日，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仇鹿鳴來到中國人民大學人文樓會議室開講，題爲新舊【五代史】校勘釋例兼談修訂本二十四史整理的方法與目標，這次講座爲人大舉辦的空間還有多少空間？重訪多維度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先聲。在講座後，北大的知名日籍教授喬秀岩先生與仇先生進行了一次深入對話。

仇鹿鳴說，能參與重新點校新舊【五代史】無疑是他這輩人的莫大榮幸，當然這也是一個如履薄冰的過程。因爲校勘與寫論文不同，會面臨周遭的多重壓力。尤其是今天的高校，放下輿論壓力不談，首先要直面的就是前輩人的影響的焦慮。雖然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老先生們對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帶有時代烙印，但是能否超越他們的工作而給讀者呈現出一套更好的讀本，則顯得尤爲重要。仇先生說他們的工作更多的是代聖賢立言的過程，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要儘可能避免個人的立場。

仇鹿鳴

修訂本新舊【五代史】有哪些改進？

首先，仇先生闡述了校勘工作中的四個推進之處。

一、對海內外善本的調查與搜集。由於先前的校勘囿於特殊的國內環境，所以對國內外一些珍貴的善本沒有考慮在內，尤其是在中國台灣、日本等地區的珍貴版本。這次對新舊【五代史】的整理工作儘可能地搜集到更多的善本以供校勘。例如這次校勘中就調查了原陸心源舊藏、後歸入日本靜嘉堂文庫的邵晉涵抄本【舊五代史】，它是邵晉涵本人從清宮攜出的工作本，其上有朱墨色校語，整理者原本期待它是【舊五代史】的四庫底本，但是經過研究發現邵本只是影庫本（1921年熊羅宿影印乾隆四十年四庫館進呈本）的錄副本。

二、整理方式的變化。在上一次的整理本二十四史中，有超過一半的史書都採取了不足一本，擇善而從的校勘方式，即沒有非常明確的底本，而是選取某一版本作爲工作本，再以其他各本加以校勘，但在校勘過程中基本上不出版本方面的校勘記，而是根據點校者的判斷來進行去取，而讀者群體最廣的【史記】與【三國志】，則連校勘記都沒有，這也是爲後來學者詬病的地方。

顧頡剛先生

當然，之前的點校本有那個時代的歷史根源。首先在於當初的規劃沒有完全完成，據顧頡剛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所定的條例，這套點校本二十四史的讀者群體其實是普通的文史愛好者；對於專業的學者，顧先生則有更爲龐大的計劃，比如說他想做【史記集注】，也就是說校注本的對象才是真正的學者。但後來這些校注本的計劃擱淺了，擺在大家面前的只有這一套點校本二十四史，要用同一套書承擔普及與研究這雙重使命，這無疑就產生了很大問題。其次，在文革中避免繁瑣校勘的指導原則下，也促成了不足一本，擇善而從的校勘方式的流行。

這張點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同人合影攝於1973年春，是啟功先生收藏和標註的一張照片。

以目前的學術規範來說，上次點校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能夠覆案，我們只能相信老先生們的判斷，不能夠覆案就不知道它的底本何據，不知道他們據什麼本子加以改動和改動了什麼。所以現修的二十四史都必須遵守嚴格的底本式校勘，而且在底本的基礎上，除了學界公認的形訛字可以徑改之外，比如說揚州的揚，古書楊與揚混寫，還有疆場的疆同彊悍的彊等等；其他對底本的每一處改動都要出校勘說明，以方便學者們的覆核。

三、點校本二十四史於1978年全部出齊後，學者們對它的失誤之處有大量糾定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是現在校勘工作可資利用的資源。

四、利用新發現的碑誌等出土文獻。上世紀由唐長孺與陳仲安二先生點校的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雖然按照不足一本，擇善而從的校勘原則，但其依據趙萬里先生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做了大量校勘工作，出版之後得到學界的好評。

同樣，近三十年來各地大量出土的碑誌無疑對修訂本的校勘工作有所幫助。之前在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中之所以沒有利用石刻文獻進行校勘，這與當時的條件有關，學唐代墓誌大規模的結集就是【千唐志齋藏志】的出版是1984年，也就是在新舊【五代史】出版之後，以當時的條件一是資源缺乏，二是囿於校勘原則束縛。要說明的是，此次校勘中，一般不單據石刻文獻改動傳世文獻，同時在整理過程中儘可能使用清晰的拓本，整理者特別調查了一些未刊行的拓本，如上博藏【溪州銅柱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