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習近平總書記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系列講話中多次引用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格言，充分表達了習近平總書記一貫堅持的『以民爲本，執政爲民』的治國理念。例如，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就把『民惟邦本』列爲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第一條。2015年10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英國議會發表講話指出，『在中國，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幾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說法。』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出自【尚書·五子之歌】。這篇歌詞是大禹的五位孫子在被放逐途中回憶皇祖訓誡、抒發怨憤之情的文章，文章首句就說：『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祖父（大禹）曾經訓示我們說：人民可以親近，不可以輕賤失禮。人民是國家的根基，人民安定了，君位就穩固了，天下也就太平了。雖說此訓不一定都是夏禹原話，但這的確反映了中國最早的民本思想。

中國的民本思想源遠流長，但在不同歷史時期，其性質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爲三大類型：第一類，在夏商周三代時期，基本上是『天命』論籠罩下的民本思想，屬於『天命順民命』的類型。夏商周的統治者認爲，君權是天命賦予的，但天命是順從民意的，如果統治者不體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會根據民心所向轉移到新君那裡。如【尚書】之【五子之歌】【湯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湯、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商湯在討伐夏桀之罪的【湯誓】中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後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討伐商紂王的【泰誓】中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正因爲統治者明白天命順民命的道理，所以統治者產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國周』統治者從『大國商』的滅亡中總結了歷史教訓，進一步發展了夏商時期的民本思想。如【尚書·周書·蔡仲之命】就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命是不分親疏的，他只輔佑有德之君。民心也無常主，他只歸附於愛己之君。這也成爲後世儒家的『民本』思想來源。

第二類，是『君以民爲本』和『國以民爲本』的思想。這始於孔孟而終於清末。在孔子、孟子時代及秦漢以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時代，雖然仍有『君權天授』的『天命』論影響，但在君民關係、國民關係上，明確地強調了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愛人』『爲政在人』『爲政以德』『民無信不立』『修己以愛百姓』等思想命題，奠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傳統。孟子進一步提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和『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的命題，形成了後世『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傳統。孟子讚賞湯武革命，稱湯武誅殺桀紂是『誅一夫』，董仲舒提出『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的命題，唐初魏徵所謂『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的警告，都說明儒家民本思想傳統的革命性，即失德者被人民推翻以致改朝換代的合理性。然而，在君主制社會裡，儒家的民本思想始終是站在鞏固君權的立場上，所以在本質上是『君以民爲本』的『民本』論。所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強調：『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這是君主專制社會中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第三類，『民主君客』範式的新民本論。中國儒家的民本思想，到明清之際發生了質的變化，形成了具有民主啟蒙性質的新民本論。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明清之際的黃宗羲，他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提出了『天下爲主，君爲客』和『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政治思想命題，樹立了『以天下萬民爲事』的治亂標準，從而形成了『民主君客』的新民本思想範式。與黃宗羲同時代的文學家張岱也在【四書遇】中明確提出了『予奪之權，自民主之』的思想主張，可見當時的新民本思潮並非偶然。

這股新民本思潮雖然一度受到清朝政府的壓制，但它對清末、民國乃至現代民主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對當代中國思想家、政治家也有諸多影響。梁啓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黃）梨洲有一部怪書，名曰【明夷待訪錄】……的確含有民主主義的精神。』又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梁啓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明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總結回顧中國民本思想發展史，我們從中得到的主要啟示是：第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警示統治者要重視人民的力量，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指人民既有力量擁護當政，也有力量否決統治權；第二，傳統民本思想的關鍵在於實行仁政德治，以民生優先。其中包括敬民、愛民、憂民、恤民、富民、樂民的政策舉措；第三，國家的主權在人民。因此執政者必須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權力的源泉』，真正了解民意所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真正做到『心繫民之憂』『權爲民所用』『利爲民所謀』，倘能如此，則本固邦寧，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