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斥敌奸

众所周知，北大是中国的文化干城，其表现牵动甚广，影响不可小觑。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无须反复权衡，也十分清楚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价值，若能够拉拢他，建立“深厚的友谊”，就不难收获攻心为上的奇效。然而蒋梦麟对日方暗送的“秋波”和明示的“美意”均无动于衷。一位日本学者跑到北大来，眉飞色舞地畅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却毫不客气地告诉对方：“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还有什么文化关系的存在。”这句大实话将那位日本学者顶在南墙上，当场撕掉了他的假面具，使之悻悻而退。

1935年秋，由蒋梦麟领衔，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痛斥这一卑劣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这篇宣言义正词严，赢得国人的广泛支持，成为日本军方的眼中钉。

1935年11月29日，日本宪兵登门造访，“敬请”蒋梦麟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逼他就范的意图昭然若揭，此行的凶险程度不言而喻。关公单刀赴会是小说家刻意编造的情节，蒋公只身入营，则是真实的故事。他泰然自若，举止从容，神色淡定，将虎穴狼窝视为酒馆茶室。

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蒋梦麟对此行的描写极具现场感，不比任何小说情节逊色。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当日军大佐准备将他押解至大连时，他沉着应对：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门锁又是咔嚓一响。大佐帮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车旁边，还替我打开汽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了。我独自到日本兵营，也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去的，听日本人来捕好了。他们敢么？

翌日，宋哲元将军敦促蒋梦麟尽快离开北平，蒋梦麟表达谢忱之后，告诉来使，他铁定留在北平，负起自己的责任，哪儿都不去。所谓“北大闹则中国乱”，当时，黑云压城，风雨如晦，北大弦诵不绝，岿然不动，对于局势和人心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稳定器的作用。

古人论勇，早就有血勇、脉勇、骨勇、神勇的精细区分：血勇者，怒则脸色发红；脉勇者，怒则脸色发青；骨勇者，怒则脸色发白；唯有神勇者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蒋梦麟无疑是位神勇的北大校长。

抗战胜利后，胡适继任北大校长，因其尚在美国疗养，由著名的“大炮”傅斯年代掌北大校务。这位代理校长也是一位有血性，有气魄，有腕力之人，他对于文化汉奸不假辞色，一言以蔽之：“我是傅青主的后代，我同汉奸势不两立！”考古学者、金文专家容庚曾在“伪北大”任职，战后登门拜访傅斯年。傅斯年见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骂，声震屋瓦：“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以吞白日、贯长虹的气概视之蔑如，决心将那些堕落为汉奸的伪北大教授悉数清除，扫地出门。胡适的主张是尽可能宽容，傅斯年却发誓：“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过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远比容庚的性质要严重，自然难以漏过傅斯年的大义之筛。周作人衔恨傅斯年，可谓切齿腐心，但他失足是真，失节是实。

傅斯年曾在演讲中称：“蒋梦麟先生的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不如胡适之先生，但我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蔡先生和胡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这当然又是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心直口快。好在蔡先生大度，在九泉之下，是不会生气的。胡先生也大度，深知傅斯年的脾气性格，同样不会生气。走下演讲台后，蒋梦麟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只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两位“北大功狗”行事风格不尽相同，但在民族危难之时表现出了一样的刚毅不屈、正直不苟，他们担得起北大的校长和代理校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