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斥敵奸

眾所周知，北大是中國的文化干城，其表現牽動甚廣，影響不可小覷。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人無須反覆權衡，也十分清楚北大校長蔣夢麟的價值，若能夠拉攏他，建立『深厚的友誼』，就不難收穫攻心為上的奇效。然而蔣夢麟對日方暗送的『秋波』和明示的『美意』均無動於衷。一位日本學者跑到北大來，眉飛色舞地暢談中日文化關係，蔣夢麟卻毫不客氣地告訴對方：『除了日本的軍事野心之外，我們可看不出中日之間還有什麼文化關係的存在。』這句大實話將那位日本學者頂在南牆上，當場撕掉了他的假面具，使之悻悻而退。

1935年秋，由蔣夢麟領銜，北大教授發表宣言，堅決反對『華北自治運動』，痛斥這一卑劣行徑，『脫離中央，乃賣國的陰謀』。這篇宣言義正詞嚴，贏得國人的廣泛支持，成為日本軍方的眼中釘。

1935年11月29日，日本憲兵登門造訪，『敬請』蔣夢麟去東交民巷日本大使館武官處『談話』，逼他就範的意圖昭然若揭，此行的兇險程度不言而喻。關公單刀赴會是小說家刻意編造的情節，蔣公隻身入營，則是真實的故事。他泰然自若，舉止從容，神色淡定，將虎穴狼窩視為酒館茶室。

在回憶錄【西潮·新潮】中，蔣夢麟對此行的描寫極具現場感，不比任何小說情節遜色。

『我們司令請你到這裡來，希望知道你為什麼要進行大規模的反日宣傳。』他一邊說，一邊遞過一支香煙來。

『你說什麼？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我回答說，同時接過他的煙。

『那末，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

『是的，我是簽了名的。那是我們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係。』

『你寫過一本攻擊日本的書。』

『拿這本書出來給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嗎？』

『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當日軍大佐準備將他押解至大連時，他沉着應對：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要成為笑柄了。』

他的臉色變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絕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煙，很平靜地對他說。

電話又響了，他再度轉身對我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的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麼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門鎖又是咔嚓一響。大佐幫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車旁邊，還替我打開汽車門。這時夜色已經四合了。我獨自到日本兵營，也有朋友說我不應該去的，聽日本人來捕好了。他們敢麼？

翌日，宋哲元將軍敦促蔣夢麟儘快離開北平，蔣夢麟表達謝忱之後，告訴來使，他鐵定留在北平，負起自己的責任，哪兒都不去。所謂『北大鬧則中國亂』，當時，黑雲壓城，風雨如晦，北大弦誦不絕，巋然不動，對於局勢和人心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穩定器的作用。

古人論勇，早就有血勇、脈勇、骨勇、神勇的精細區分：血勇者，怒則臉色發紅；脈勇者，怒則臉色發青；骨勇者，怒則臉色發白；唯有神勇者處變不驚，臨危不懼。蔣夢麟無疑是位神勇的北大校長。

抗戰勝利後，胡適繼任北大校長，因其尚在美國療養，由著名的『大炮』傅斯年代掌北大校務。這位代理校長也是一位有血性，有氣魄，有腕力之人，他對於文化漢奸不假辭色，一言以蔽之：『我是傅青主的後代，我同漢奸勢不兩立！』考古學者、金文專家容庚曾在『偽北大』任職，戰後登門拜訪傅斯年。傅斯年見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罵，聲震屋瓦：『你這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不用見我！』傅斯年以吞白日、貫長虹的氣概視之蔑如，決心將那些墮落為漢奸的偽北大教授悉數清除，掃地出門。胡適的主張是儘可能寬容，傅斯年卻發誓：『決不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過偽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遠比容庚的性質要嚴重，自然難以漏過傅斯年的大義之篩。周作人銜恨傅斯年，可謂切齒腐心，但他失足是真，失節是實。

傅斯年曾在演講中稱：『蔣夢麟先生的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學問不如胡適之先生，但我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蔡先生和胡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這當然又是他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心直口快。好在蔡先生大度，在九泉之下，是不會生氣的。胡先生也大度，深知傅斯年的脾氣性格，同樣不會生氣。走下演講台後，蔣夢麟對他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人只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這兩位『北大功狗』行事風格不盡相同，但在民族危難之時表現出了一樣的剛毅不屈、正直不苟，他們擔得起北大的校長和代理校長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