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望万户侯：林觉民写下这七个字愤然离开科举考场

林觉民

去岁冬天的某个深夜，因看到好友于福建发来的林觉民故居照片，不禁再一次勾起了我对林氏由来已久的一种既崇敬又痛惜的情怀。今人对林觉民的熟悉，多由他的《与妻书》而来，我也不例外。犹记当年，在课堂上诵读《与妻书》时，读至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时，竟是哽咽不成声。呜呼，斯人之悲，虽时隔百年，然今日我辈者读之，亦有断肠落泪之感。

近代历史风云变幻，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而牺牲于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中山语）的广州起义之中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犹为悲壮和惨烈。为推翻清王朝腐败统治实现民族自由和民主解放，他们以鲜血谱就了一曲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的大义之歌。七十二烈士牺牲时的平均年龄仅为二十九岁，最小的才十九岁，故孙中山先生曾有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之痛惜和憾恨。其中，福建的林氏家族中便有三位青年俊彦名列其中，分别是林文、林觉民、林尹民，且牺牲时皆为二十四岁整。

《与妻书》是林觉民于广州起义的三天前深夜所作，从字面上看，本只是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信罢了，然而，却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与写信时的复杂背景，兼之内具豪迈之骨，外饰婉约之表，使得此信不但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胜感悲。作为一位伟大的无惧流血牺牲的民主主义战士，青年的林觉民同时又担负着他人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等人生角色。在为即将到来的敌众我寡的武装起义积极备战之时，林觉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亲人的死别已然不可避免。对革命的事业他是铮铮铁骨、坚定不移，但虑及到亲人，尤其是想到怀孕的妻子会因为自己的牺牲而承受巨大的伤害与痛苦之时，他却是满腔柔情、百般不忍。试想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亦曾有虞姬虞姬奈若何之挣扎与不舍，所以才有李清照后来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之千古兴叹。故林觉民虽勇于就死也，但他当日写《与妻书》时的割心之痛，今人亦应能够体会一二。

林觉民出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幼年时便过继给叔父为子。他天资聪颖，幸运的是，其嗣父亦是一位饱学多才之士，林觉民得其悉心抚养与教导，小小年纪便已崭然见头角。十八岁时，他与陈意映结为夫妻，虽是奉父母之命，但夫妻二人却是恩爱情深。倘若世道太平的话，林觉民的一生，本应该是优越、从容且安稳的，甚或有一日，才华横溢的他亦能一偿千百年来读书人最为推崇与向往之心愿，领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显达与志得意满。然而，正如他在《与妻书》中所言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而让林觉民所痛心疾首的今日之中国，其时已彻底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故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林觉民的聪慧，使得他小小年纪，便对国家的贫弱与民族的不幸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这从他十三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却只在考卷上题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就直接离开了考场，便足以看出他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极度不满和痛恨，于他而言，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中国，获取功名亦徒劳无益。这时候的他，已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悲壮现实、戊戌变法的无奈失败，以及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献媚嘴脸，更是让他，以及那个时代所有思图挽救民族危亡的仁人志士，都清楚地认识到，救国的根本却是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家。为唤醒更多国人的救亡和奋发之志，他还常常四处宣传革命之道理。林觉民讲演极具感染力，有一次他参加爱国社活动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的演说，讲到激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林觉民的激进，使得一向对他支持颇多的父亲，亦深觉不安。那时候，清廷对革命党人的镇压与迫害是非常残酷、血腥的，作为一个开明的人士，林父是接受且赞同民主革命之思想的；但作为一位父亲，他又唯恐儿子有生命之危，于是他选择将林觉民送去日本留学。而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林觉民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且成为福建分会的骨干成员，这也恰恰为他日后能够参加黄兴、方声洞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提供了相应的历史条件。起义失败后，他因受伤力尽被俘。据史载，面对清廷广州将军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以笔立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他告诉两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

面对林觉民极具感染力的言谈及其以天下人为念的革命者的气度风范，提督李准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要知道，死于他手下的革命党人并不在少数，而且此次广州起义若成功，李准亦是首当其冲被枪杀。双方本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李准独独不忍杀害林觉民，主要也是出于惜才之意。但张鸣岐则认为，这个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奇男子的林觉民，即便留下来也无法为清廷所用，如果留给了革命党，实为后患。最终，林觉民与其他被俘的战友一道，被枪杀于广州天字码头。

林觉民壮烈就义后，陈意映无法承受丧夫之痛的沉重打击，曾一度意欲轻生。在林觉民年老的父母跪求下，她方强忍悲伤、痛苦地活了下来，但终究因为抑郁寡欢，孩子不足两岁，她便早早撒手人寰，终年二十二岁。我们无法苛责陈意映的不坚强，她亦并非不能理解林觉民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而作出的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之大义选择，然而，如此年轻的她，亦正处于女人一生中对爱情最为炽烈的年华，因此她的伤痛也必然是悱恻的、刻骨的。更何况林觉民实在过于美好，故而当日的缱绻缠绵俨然成了今日的穿肠毒药，她既不能忘却曾经的两情相悦，又如何能够独自承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单与悲苦。

一代伟人毛泽东亦有痛失爱侣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以我失骄杨君失柳之句，公开表达了对夫人杨开慧烈士的无限怀念与追思之情。革命成功了，人民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而曾经与自己志同道合、情深意笃的那个人，却天人相隔，这是何等的遗憾与悲痛啊。

捐躯只为殉国难，问平生惟负恩亲，故今日之民主和自由，实乃由血泪浇筑而成的，崇高、真实，且残酷。今人应该铭记历史，感恩英烈们的慷慨就义和奋不顾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年迈的父母，因失去壮年的儿子而老无所依；年轻的妻子，因失去挚爱的丈夫而痛不欲生；幼子失孤，更是犹为可怜，甚或死活难料。冯超骧烈士参加起义时，老父正处于弥留之际，他牺牲后，妻子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难以为继，最后改嫁远方。小的孩子送人，稍大些的就放任自流，很是凄惨。

而被黄兴盛赞为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其时亦年仅二十五岁。他也有两封绝命书留存于世。其中《禀父书》中第一句便是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与妻王颖信中则说道：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再看林觉民的《与妻书》，首句则为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由此足见，风华正茂的他们皆是抱着必死之决心，唯求不成功便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