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教育：北大清華生源之爭背後的『囚徒困境』

CFP

作爲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難道就沒有見識和能力認識到搶狀元的弊端嗎？非不爲也，實不能也。

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社會合作面臨的最大難題，它深刻揭示了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個體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占優戰略，得到的卻不一定是自己最想要的結果，相反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就生源競爭而言，對於北大來說，無論清華搶不搶狀元，搶狀元都是北大的最好選擇，即最優戰略；對於清華來說也是一樣。用博弈論的專業術語來表述，兩所大學都搶狀元就構成了北大清華招生博弈的納什均衡。納什均衡是一個僵局，給定對手不改變行爲，自己就沒有激勵改變行爲，因而無法打破或單獨偏離均衡。納什均衡最深刻的悲劇性在於，北大和清華都意識到搶狀元是毫無意義的，但搶狀元卻是他們必然的選擇。即使兩所大學都認同不搶狀元是最好的，但這個結果卻得不到，因爲每所大學都不得不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行動——搶狀元。除非引入第三方力量改變博弈結構，否則囚徒困境就不可能被打破。

這讓我想起了武俠小說里的經典橋段：兩個絕頂高手比拼內力，誰都知道比拼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沒有人敢率先撤出戰鬥。解套的辦法通常是兩個：一是出現了第三個武功更強的高手，比如掃地僧，從而打破僵局；二是兩個人都意識到了危險，不約而同地你一點我一點往回撤，最後相視一笑，罷手言和。

小說雖然是虛構的故事，但打破囚徒困境的原理卻和現實生活並無二致。目前，社會輿論對於北大清華搶狀元的做法批評很多，其實兩所大學自己也苦不堪言。批評者的目的無非是讓大學反省從而改變自己的行動方式，但在囚徒困境中，單靠大學自身的力量無法打破僵局。作爲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難道就沒有見識和能力認識到搶狀元的弊端嗎？非不爲也，實不能也。問題的關鍵在於，即使他們認識到了，也無法改變自己的行動。否則，搶狀元又不是今年才出現的特殊現象，爲什麼一年又一年，類似甚至相同的情節一再上演而且愈演愈烈呢？我認爲，一味地批評指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關鍵還是要通過有效的辦法幫助兩所大學解套。

有人認爲，搶狀元反映的是大學對優質生源的渴望。其實，二者之間一點關係也沒有，搶狀元的本質是對分數的追逐。

在囚徒困境中，打破僵局的唯一辦法是改變博弈結構。就北大清華的招生競爭而言，破解之道在於，如何使不搶狀元成爲每所大學的占優戰略，或者說，如何讓狀元對於兩所大學沒有價值。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目前狀元對於北大清華的價值何在？爲什麼兩所頂尖大學明明知道狀元沒有意義，還必須要竭盡全力去搶呢？爲什麼搶狀元會成爲他們的占優戰略呢？這是因爲，在當前以高考成績爲唯一錄取依據的情況下，社會對於大學質量和聲譽的評價是以高考錄取分數爲標準的。哪所大學的錄取分數線高，社會就認爲哪所大學的質量高；哪所大學錄取的狀元多，社會就認爲哪所大學的質量高。因此，大學的錄取分數線是高還是低，就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影響。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夠對此掉以輕心。大學當然可以不重視狀元，但絕對不能忍受社會評價的降低。有人認爲，搶狀元反映的是大學對優質生源的渴望。其實，二者之間一點關係也沒有，搶狀元的本質是對分數的追逐。極端地說，即使這個狀元是一個人人皆知的壞蛋，在目前的招生錄取體制下，他也一定會成爲北大清華的爭搶目標。實際上，大學招辦圍繞著提高錄取分數線所做的所有工作，包括對招生計劃的技巧性調整，全部都與此有關。在『分數拜物教』的統治下，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根子不在大學，而在於現行的高考錄取制度和評價機制，是社會合謀的結果。

因此，如果不以高考成績爲唯一錄取依據，而代之以大學的綜合評價，分數在大學招生錄取中的重要性就沒有那麼顯著和單一，也就不會成爲社會判定大學質量和聲譽的標準，大學就沒有足夠的激勵去追逐分數，而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吸引選拔適合自己的優秀學生。由於每一所大學選拔學生的標準不一樣，適合北大的不一定適合清華，反之亦然，人人都是狀元，人人又不是狀元，還有什麼爭搶的必要呢？這樣，不搶狀元自然就成了大學的占優戰略。事實上，這正是新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標和方向。一旦在招生錄取中實現了『兩依據，一參考』――以高考成績和學業水平測試爲依據，以綜合素質評價爲參考――大學能夠按照自身人才培養的需求和特點選拔學生，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可以迎刃而解，我對此持樂觀態度。

隨著改爲高考後知分填報志願，再回到以前的模式是不可能了。那麼，在知分填報志願的方式下，有沒有辦法可以讓狀元『消失』呢？

讓不搶狀元成爲大學的占優戰略，這是解決北大清華狀元之爭的根本之道。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辦法可以使狀元對於北大清華來說沒有價值，也可以同樣起到打破僵局的功效。這就是改變現有的錄取規則，使狀元『消失』。搶狀元的前提是知道誰是狀元，如果在錄取之前不知道誰是狀元，即使想搶，又該去搶誰呢？

熟悉中國大學招生錄取制度變遷的人知道，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只是近年來才出現的，而且主要是伴隨著高考後知分填報志願凸顯出來的。至少在2000年以前，在實行高考前和高考後估分填報志願的時期，這個問題並不嚴重。那時候，北大清華也會在錄取結束之後曬一曬自己的『狀元榜』，但絕沒有出現在志願填報之前就相互廝打的亂象。究其原因，是因爲志願填報的時間在高考分數公布之前，誰也不知道狀元是誰，填報了哪所大學，即使想搶也沒有目標。大學只能通過自身學科實力和優勢特點去吸引學生，無法去搶學生，更沒有用錢收買學生的激勵――萬一你看走眼了呢？

隨著北京改爲高考後知分填報志願，再回到以前的模式是不可能了。那麼，在知分填報志願的方式下，有沒有辦法可以讓狀元『消失』呢？我提出一種新的招生錄取模式，也許可以爲解決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提供一些思路。

現代測量與評價的研究表明，當考試分數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分數之間的微小差異就不再能夠提供關於學生質量差異的有效信息。也就是說，在某一分數線之上的學生，彼此在智力上是無差異的――這也是美國頂尖大學在錄取時只提出一個參考性的SAT（或ACT）分數線的原因――他們都是好學生。同時，我們都知道而且認同的事實是，中國最頂尖的985高校之間的質量差異也不大，而且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點。在此基礎上，讓我們假定某省（市、區）前1000名學生都屬於好學生之列（具體名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但不影響分析結果），無論他們被哪一所985高校錄取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大學願意錄取，他們自己也願意去。當高考成績評閱完畢之後，大部分學生會獲知自己的成績和名次，但排名在1000名之前的學生只拿到一個通知，表明自己位於前1000名之列――至於具體考了多少分，排名多少，則是一個『黑匣子』――這個名單同時在社會上公布。從成績公布到志願填報期間，排名1000名之後的學生根據自己的高考成績選擇大學；排名1000之前的學生可以和自己心儀的大學聯繫，由大學進行測試（或者不測試，反正都是好學生），根據事先公布的招生計劃進行錄取。錄取的依據不再是高考成績――學生的成績已經達到了任何一所985高校的錄取標準――而是大學和學生之間的雙向選擇。由於學生肯定會被錄取，不用擔心掉檔風險，他就可以安心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點以及對大學及其相關專業的認知去選擇大學；同時，大學也不知道學生的成績和名次，只能根據自己人才選拔的標準去進行判斷，當然就不存在爭搶狀元的問題了。

這個方案的最大優點，是在沒有破壞現有按照高考成績錄取――從而確保了公平――的前提下，爲頂尖大學實施招生綜合評價提供了空間。它打破了『唯分數論』的窠臼，使大學和學生能夠按照教育本質的規律進行理性的雙向選擇，促使基礎教育從應試訓練轉向滿足大學人才培養的需求；其次，它打破了現行錄取制度下，北大清華對高分段學生的事實性壟斷，使其他985高校也有機會選拔到適合自己的優秀學生，從而推動中國優質高等教育的整體性發展；最後，它改變了北大清華的行爲激勵方向，促使兩所頂尖大學必須在人才選拔上下功夫，而不用再做無謂的『狀元之爭』，可謂『一石三鳥』。

無論大學之間的招生競爭多麼激烈，我們都只能去做正確的事情，去做對學生教育和成長有利的事情，因爲我們從事的是教育，而不是其他工作。

北大清華的狀元之爭，說到底只是兩所大學下的一盤棋而已，勝負其實無關緊要。但是，由於北大清華在國內國際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大學招生對於基礎教育的影響，從社會角度來看，這盤棋下的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是有害的。

招生也是教育，是教育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基礎教育階段，應當及早幫助學生發現自己的興趣和人生目標，認識自己和社會，想清楚未來要成爲一個什麼樣的人，增加對大學及其相關專業的認知和了解，形成選擇大學和專業的預期。大學招生人員要幫助學生實現這些目標，引導他們學會選擇，恪守誠信和道德底線，而不是相反。這項工作需要大學和中學一起來努力，不能等到高考結束之後立即讓學生根據分數做出選擇，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事實上，大學招生人員肩負的責任很大，因爲學生正是通過對招生人員的接觸和了解，形成對大學文化和大學精神的最初和最直觀的理解；同時，由於大學在學生心目中的神聖性，大學招生人員的所言所行，會進一步影響到學生對社會的看法和他們的價值觀。無論大學之間的招生競爭多麼激烈，我們都只能去做正確的事情，去做對學生教育和成長有利的事情，不能爲了結果而不擇手段，因爲我們從事的是教育，而不是其他工作。這是一條不能跨越的底線，對誰來說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