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政治、文學、生活、人生

讀書致敬人物：王蒙

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我國當代著名作家。一生讀書，筆耕不輟，創作生涯與共和國歷史同行，以絢麗多姿的藝術才能記錄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與堅韌。今年，81歲的王蒙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作為文化名家，王蒙在每年的全國書博會上，都親臨現場，倡導讀書，為推動全民閱讀克盡心力。

在公眾認知里，王蒙首先是一位時常露面的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是一位寫出了【青春萬歲】等小說和諸多趣文的高產作家，概而言之是一位文人。但他同時也是14歲入黨的少年布爾什維克，10年的基層團幹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個月的共和國文化部部長，10年的中央委員，15年的政協委員，享受部級待遇的離休幹部。王蒙在政治舞台（如果可以稱之為的話）上的首次露面，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的一場演講比賽，身為初中生的他，以『三民主義』與『四大自由』為題，聲如洪鐘，滔滔而論，勇奪北平市中學生講演比賽初中組第三名——但若以真實發揮論，他本該得第一名（主辦者的政治傾向使然）。

在王蒙晚年寫下的不多的憶及童年的文字中，有這麼一段記述：『我就是從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麼叫舊社會，什麼叫封建，什麼叫青黃不接的社會轉型，知道了歷史的過渡要人們付出多少代價，承受多少痛苦。』反映了他及早在政治意識方面的啟蒙。這很正常，王蒙出生於1934年，童年在家國多難的烽火狼煙中度過，和同學一起出阜成門（當時叫平則門）去玩，還要給站崗的日本兵鞠躬，這個非常惡劣的記憶連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共產黨人朝氣蓬勃昂揚向上的風采，很早就決定了他的政治傾向。在救亡圖存的歷史大語境之下，少年心很難不滋生出民族情愛國心，當時的『愛國』，跟『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初中畢業，王蒙決定舍四中而取冀高，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傳統，『一二·九』時期北京中學生參加救亡運動的就以冀高為首。

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委中學委的劉楓同志吸收王蒙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接觸到革命後『所有的卑微與恥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賤，一掃而光』的高昂情緒，在這一天達到頂點，『創造新世界』（冼星海創作的一首進步歌曲）成了他的誓詞。

王蒙在1949年3月『脫離生產』調到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工作。這一段人生經歷鑄就了他的『陽光底色』，也將他的文學創作與政治生涯勾連在了一起。1954年冬，他寫完了【青春萬歲】初稿，1956年9月，他發表了改變了一生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從此之後，文學創作、政治生活與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反覆勾織、貫連，成就了今日之王蒙。

要觀察和評述王蒙，可以從三個維度結合展開：政治、文學、生活。

實際上，王蒙與文學的結緣，要遠早於政治，甚至可以說，王蒙從一出生就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在北京出生。彼時父親王錦第正在北大讀書，同室舍友有文學家何其芳與李長之。何其芳當時喜讀小仲馬的【茶花女】，乃建議王錦第用小說男主人公的名字『阿蒙』為兒子起名，王錦第去阿存蒙，王蒙遂有此名。

童年與青少年時代，王蒙從閱讀中獲得了大量精神滋養。九歲時，他到『民眾教育館』借閱雨果的【悲慘世界】，這部書令他緊張感動得喘不過氣來，對於社會的關注與憂思，『左傾』意識，從那時開始了萌芽。十一二歲時從地下黨員那裡借來讀華崗著【社會發展史綱】、新知書店的社會科學叢書如杜民著【論社會主義革命】、黃炎培的【延安歸來】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那是盜來的火種，是真理之樹上的禁果，像強風一樣吹開了霧霾。北京市團委時期，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和列寧在蘇聯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共青團的任務】大大鼓舞了他的工作熱情。他差不多把全部的休息時間用到了閱讀和欣賞（電影與演出）上。魯迅使他嚴峻，巴金使他燃燒，托爾斯泰使他讚美，巴爾扎克使他警悚，雨果使他震撼，契訶夫使他溫柔憂鬱，法捷耶夫使他敬仰感嘆……這一切催生出要寫出一部小說的念頭。一年的努力，【青春萬歲】完成，讓他迅速品嘗到夢想成真的滋味。

應命改稿期間，他又寫下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稿子在9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登了出來，名字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小說迅速引起爆炸性反應。與此同時，【青春萬歲】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審通過。正在籌備復刊的上海【文匯報】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連載【青春萬歲】。2月，風雲突變，【文匯報】突然發表李希凡的長文，對【組】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從政治上上綱，把小說往敵對方面揭批。可供參照的背景是，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1957年1月，【中國青年報】編輯部舉辦了一次關於【組】的座談會，會前每人發到一份參考資料：剛從印刷廠取來的王實味的散文【野百合花】。此文1942年被判定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喪命。

全國展開的針對【組】的熱烈爭論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在多次會議上談了自己的看法，表達了對王蒙的肯定之意。於是，『如此這般，化險為夷，遇難呈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5月15日，毛澤東寫成【事情正在起變化】，提出『反右』。據說，對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給他們先看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接他去機關看一個文件。等了幾個小時，又通知不去了。從可能被重點保護，經過一個下午，改為不再保護了，如同當年許多人一樣，王蒙命運的一大拐點就這樣出現了。

在那個年代，用他自己的話講，北京團市委抓出一個『右派』比發現一個蒼蠅還方便。

王蒙要不要劃『右派』的問題曾一度掛起。在團組織相對文明的啟發幫助下，王蒙『全面合作』，交待了思想深處的一些問題，比如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也不賴。最後，1958年5月，周揚拍板：劃。王蒙被開除黨籍，8月下放去京郊勞動。

短暫經歷了『回到人民隊伍』之後，1962年9月，王蒙以『摘帽「右派」，就是「右派」』的身份分配到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做教師。

風聲漸緊。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王蒙與妻子崔瑞芳破釜沉舟，賣掉了無法攜帶的家具，帶着一個3歲一個5歲的孩子，出發赴新疆。一待就是16年。

政治可以不搞，小說可以不寫，但生活總要繼續。生活的闊大包容與厚重堅實，可以承載苦難，消弭狹促，開闊人的胸懷，生活的閒適美好與溫容沉靜，又可以融化悲傷，予人溫暖，催生希望。生活不是簡單的過日子，而是天寬地闊的世間大美與人心的互證。王蒙說：『我熱愛生活，我享受生活，這是無法改變的。』下放勞動時，他『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看到了築路大隊與採石隊的勞動，感到的是空前的粗獷與充實』。回城當教師後，他購買了最暢銷的【世界名歌二百首】，他拼命帶孩子們去頤和園、香山、西山八大處和北海公園。音樂和風景幫助他心情解脫，度過了那個禁忌多端，精神生活也陷於飢餓的年代。在新疆時，出於『深入』的火熱心願，出於對新鮮事物的強烈追求，出於自幼愛學習愛讀書的基因，也是由於填補空白的需要，除了勞動、顧家，他的全部腦力都用到了學習維吾爾語上，做到了發燒學語言，走火入魔，樂以忘憂。維吾爾人天性里的『塔瑪霞兒』（一種自然而然的怡樂心情和生活態度，一種遊戲精神）精神，深深感染到他。

『文革』烈焰燃遍天的時代，王蒙身處的伊利雖也有武鬥，有『血戰紅師』的旗幟中彈燃燒，有抱着棉被過街中流彈而亡的年輕教師（被王蒙寫入小說【逍遙遊】），但總體上仍是『另一個世界』。王蒙旁觀着『謬誤有可能比真理更五光十色，更咄咄逼人』，僥倖於『災難被引上了小路』，謹慎於『或有憂思未敢言』，燒掉了家中所有帶字跡的紙，包括當年寫給妻子的美麗的情書。他拋掉文學，忘掉文學。妻子勸他讀讀書，寫寫，他卻真誠地向她說明，自己已經不會寫不宜寫也壓根不想寫了。老房東阿卜都熱合滿對他說，一個國家，國王，大臣和詩人，這三者是永遠不可缺少的。老王早晚要回到詩人的崗位上。他只能苦笑而已。他愛上了游泳，年屆不惑，從離水面5米以上的懸崖一躍而下，呯，大功告成，安然無恙。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四人幫垮台。他熱淚盈眶，做詩填詞，見人就喜，逢人便說：太好了太好了，真真是又一次解放。聽着闊別十年以後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悲從中來。聽着『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水，咱們中央紅軍到了陝北……』痛哭失聲。他意識到自己『仍然心繫中國，心繫世界，心繫社會，關切着祝禱着期待着中國歷史的新的一頁』。王蒙重新拿起筆，試探地寫了一篇小文【詩·理化】，歌頌高考的恢復，文章於1977年12月在【新疆文學】上發表——此時距他21歲半寫出【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已23年矣。

1977年冬，【人民文學】發表了劉心武的【班主任】，它對於『文革』造成的心靈創傷的描寫使王蒙激動也使他迷惘，他的心臟加快了跳動的節奏，眼圈濕潤了：難道小說當真又可以這樣寫了？緊隨其後，白樺、從維熙、邵燕祥、劉賓雁、陸文夫、劉紹棠、鄧友梅……全——活——了！是的，『活』了。王蒙說，確實覺得自己已經活完了一輩子，從1934年到1978年，享年44歲。現在，1978年，開始重生。

1979年6月14日，王蒙與妻子雙雙回京。王蒙入北京市文聯，成了『專業作家』，陸續寫出【布禮】【蝴蝶】等。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國文代會開幕。坐着輪椅，扶着雙拐，被人攙扶，口齒不清，驚魂乍定的老文藝家登台發言，泣不成聲。中青年作家激動興奮，眉飛色舞。王蒙的發言是低調的，講話角度是極『左』的一套離間了作家與黨。此言立刻有了反響，一些人說，他太『左』了，他已經被招安，站到官方那邊了。另一些人說，他其實右，而且更危險。從此，王蒙『成了一個樁子，力圖越過的各面的人，簡單而又片面的人都覺得我脫離了他們，妨礙了他們，變成了他們的前進腳步的羈絆，而且是維護了效勞了投奔了對方。有時候我會左右逢源，這是真的。更多時候我會遭到左右夾擊，這尤其是真的』。

四次文代會與三次作家代表大會後，王蒙先是任【人民文學】雜誌編委，後任作協書記處書記。這段時間是他文學創作的『井噴』期。繼其小說由於內容在1950年代引發了爭議之後，一系列實驗小說又在1980年代因形式引起爭議。

但第二次的人生『你會精明一點點，你會老練一點點，你會謹慎許多』，此時的王蒙，不投靠，不拉攏，不與人搞口舌之爭，他寫得這樣多這樣快，讓一些評論家追都追不上。

文壇依舊水深，當時北京文聯諸公對浩然的事意見不一。幾位老作家對別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獨秀，尤其是浩然當『文革』頭目時的一次紅衛兵批鬥大會耿耿於懷。『歸來』的作家則都對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經受夠了，不想看另一個作家品嘗被封殺凍結的滋味。

新中國成立之後很長一段時期，政治與文學一直是蜜月般的關係。政治給文學以強烈的關注、影響與指揮——包括必要的整肅。政治雲波詭譎的設計，常常會使裹挾其中的個體命運無常甚至荒誕。王蒙記述過『反右』時期一次去團中央禮堂參加對作家劉紹棠的批判會：『剛坐下，有人在背後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正是劉紹棠，我不禁魂飛天外。會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鄧友梅發言精彩，對劉的批判文情並茂，揭了劉也檢討了自己，還告誡了從維熙，語重心長。他的發言贏得了與會者的掌聲。主持會議的老革命、老詩人公木做手勢制止了鼓掌，說是不要鼓掌了，鄧友梅業經所屬單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過了不久，公木也劃成了『右派分子』。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說評獎的發獎大會上，周揚說，有的人理解的干預生活其實就是干預政治，『你不斷地去干預政治，那麼政治也就要干預你，你干預他他可以不理，他干預你一下你就會受不了』。

1982年6月19-25日，四次全國文代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閉幕當天的晚上，胡喬木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發表了題為【關於文藝與政治關係的幾點意見】的講話，從改正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1905）中『文學（литература）』一詞的誤譯、重譯為『出版物』入手，全面闡述了黨中央在文藝與政治關係上、文藝方針上所作的調整，即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而改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胡的講話收到了【三中全會以來文件匯編】中，是正式的文件。

在此前後，【苦戀】事件爆發，結果是有僵持也有平衡，批了白樺，講了半天分寸，白樺作了不失尊嚴的檢討，黃鋼主編的【時代的報告】（曾發表了批白文章）的編輯部改變了組成人員，領導上一再保證，不因為作品而整人等等。在王蒙的觀察里是這樣記述的：『大體上說，時代不同了，中國的文藝生活中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或者是戲劇性的大事。』

作為作家的王蒙此後也是『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或者是戲劇性的大事』，即使在猛批現代派的風浪中，他也矗立不倒。1984年，經歷了帶子求醫（二兒子曾患抑鬱症）的艱難過程，王蒙終於從『文革』結束、世道大變的激動中漸漸冷靜了下來。『我不能老是靠歷史大興奮度日』，『歷史大興奮』是指他以前的作品總是緊扣社會熱點時代脈搏，【青春萬歲】是，【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隊長、書記，野貓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是，【火之歌】是，【敬禮，合金鋼】也是……他開始醞釀和創作『真正的刻骨銘心』的作品，【活動變人形】動筆。這一年也是新中國成立35周年，國慶閱兵中，北大學子自發打出了標語『小平你好』。這一時期，也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從與政治的緊密關聯中逐步還原的時期，在此之前，用王蒙的話說，就是『我們的一切都是與偉大的國家、偉大的生活緊緊聯結在一起的』。

但他的政治生涯卻開始了巨大的起落。1982年秋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王蒙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85年當選為中央委員，1987年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至1992年屆滿，前後十年。其中，從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他擔任文化部部長三年零五個月。儘管上任之初他就有過『只干三年』的請求，但以帶病休養遠離北京度過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之後的迅速卸任，仍然顯得有些突然。很多人評價他任部長期間『無為』，他這樣總結自己的部長生涯：『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他這樣總結自己的十年中央委員生涯：『我同樣努力地而不是敷衍地，真誠地而不是虛偽地做着給我分配的工作，任何事情，任何場合，我希望我要求自己起的是好作用，健康的作用，團結的作用。』

1990年後，王蒙研究考證【紅樓夢】，沉溺於義山詞，寫自傳，參讀【老子】與【莊子】，但也仍然寫作【季節】與【中國天機】，把親見親聞親歷的新中國史記錄下來，把他見識過體會過的政治的，尤其是中國政治的天機娓娓道來。

此後有人文精神大討論，有『二王之爭』，他的政治思維偶有閃現，但那些討論最終只停留在文藝理論層面。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政治更像是他的信仰，是他的腦，文學是他的技能和工具，像是他的手，生活則是他的腿，是他進退的支撐。

他離政治很近過，也曾被驅離，後來他有了極好的分寸感，『注意自己應該做什麼，更注意自己做不成什麼，尤其是根本不可能改變什麼』。他警惕於『極左』，同樣警惕於『極右』，把尺度控制在『多了一厘米』，提倡並示範寬容、和煦、建設性的政治文化。他始終認為政治仍然是偉大的事業，說話做事總有一根政治的弦，神聖的使命感也從未離身。他的生命向度和生命境界是寬闊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我的事太多，面太寬，側面太多。』他愛讀書，愛寫作，愛聽音樂，愛游泳，愛玩保齡球、乒乓球、克朗棋，學英語、學維語、學用計算機、學發微信，出入美利堅德意志港澳台。他筆耕不輟，新作不斷。他經歷了偉大也咀嚼了渺小，欣逢盛世的歡歌也體會了亂世的雜囂，見識了中國的翻天覆地，也驚愕於事情的跌跌撞撞，見過上層的討論斟酌，也見過底層的昏天黑地與自得其樂，還有世界的風雲激盪。他又不僅僅是參與者，從來沒有停止過觀察、欣賞、思考與反省，他用筆記錄、思考和表達。進入新世紀以來，多所高等學校都聘請他擔任了教授，他還擔任了國家圖書館顧問、上海東方講壇顧問。作學術講演逐漸成為他的生活的又一個組成部分，積極推動全民閱讀在其中占據了相當的比重。他在多個場域中努力進行了自我構造，體現着一個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他追求一種坦誠、自信、明朗的活法，積極而且正面，對自己也對環境常常充滿信心，期盼永遠與智慧和光明為伍，永遠與愚昧和陰暗脫離。他對生活的熱情一直飽有到晚年，他在院裡種柿子，發現最好的柿子是高高在上，夠也夠不着的。他把這個令人心癢與痛惜的經驗，寫到作品裡，引得鐵凝評價說，王蒙對於什麼都感興趣，王得算是個高齡少男。雖然宣稱『明年我將衰老』（【花城】2013年1月號同題散文），但看上去這位傳奇的獨特的老人，並不準備真的衰老，他仍然在譜寫着自己的青春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