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細緻呈現明代科舉的原貌——評【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 ... ...

全面細緻呈現明代科舉的原貌——評【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

【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郭培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140.00元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資助項目和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5卷本【中國科舉制度通史】，201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明代卷】由郭培貴教授耗時六年完成，通讀全卷，感慨和收穫頗多，以下僅就筆者印象最深者談幾點體會。

該書採用了明代科舉五級考試的新體系。關於明代科舉考試的層級，以往學界主要流行『鄉、會、殿試』三級說和再加最低一級『童試』的四級說兩種看法。2006年，郭培貴教授首先提出明代科舉實際包含科考、鄉試、會試、殿試和庶吉士考試共五級考試，而『童試』在明代僅爲生員入學考試，不屬科舉考試的觀點（郭培貴：【明代科舉的發展特徵與啟示】，【清華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但並未展開系統論證。而該書就是以此觀點爲基本架構對明代科舉制度進行深入和充分考實研究的成果。其中，尤對科考中的考生應考資格、報考、『保結』、『類考』、『大收』、錄取數及其演變，對鄉、會、殿試的時間與地點，會、殿試的應試者，鄉、會試內外簾官及殿試讀卷與執事官的選任與職責，鄉會試的考試與評卷規則、搜檢重校落卷、錄取程序與會同拆卷登榜、考卷磨勘與考生覆試、錄取額數與中式比例，殿試的閱卷、讀卷、分甲規則及其發展，傳臚、恩榮宴與進士題名以及庶吉士的考選、培養、散館等制度，進行了系統探討與精審論述；從而不僅有力確證了明代科舉考試體系由五級考試構成的結論，而且顯著拓展和充實了人們對明代科舉的認識和研究範圍。

該書史料豐富可信，體現出鮮明的考實特徵。據不完全統計，全書直接引用鄉試錄、會試錄、登科錄等核心科舉文獻以及【明實錄】、【明會典】、【明史】、方志、文集、筆記等相關文獻達680餘種，並在此基礎上，對相關史料進行了認真梳理和嚴謹考辨。如在充分肯定明代通行科舉考生在現戶籍地報考原則的基礎上，還用大量實例確證了有些考生也可『在非現籍地合法報考和應試』，指出不能『一見到考生報考應試地和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況就一概簡單地視爲「冒籍」』（第89-91、35頁）。又如通過對大量史實的考證，得出『景泰元年至隆慶元年，兩京47次鄉試中，錄取監生爲30名的僅有2次』的結論，從而糾正了史籍所載且廣爲流行的『兩京鄉試各有30名解額專錄監生』的錯誤（第240頁）。該書還十分重視把制度規定與其實施狀態的考察結合起來，如通過對兩直十三省若干科科考實際錄取數的逐一考證，得出嘉靖四十五年科考『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的新例在隆慶至萬曆初年絕大多數直省都得以較嚴格執行，而萬曆中期後科考錄取數『超標省份不僅增多，而且超標幅度也在上升』的實態（第61-70頁）。

該書廣泛運用了統計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如研究明代鄉、會試同考官的工作量，作者選取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直省鄉試科次和會試科次作爲統計對象，以各科考生人數及所交試卷份數和答題道數爲依據，統計出各科試卷總份數和答題總道數，再除以各科同考官數及其閱卷天數，即得出每科同考官的日均閱卷份數和閱題道數。如景泰元年、成化十六年、弘治五年、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四十三年、萬曆十年應天鄉試同考官日均閱卷就分別爲『64餘份、68餘份、66餘份、112份、61份、89餘份』，日均閱題分別爲『405餘道、428餘道、416餘道、708道、389道、564餘道』；建文二年、正統元年、成化八年、嘉靖二十三年、萬曆十四年會試同考官日均閱卷分別爲50份、37餘份、85餘份、70份、76份，日均閱題分別爲316餘道、237餘道、538餘道、447餘道、485餘道；由此把考官閱卷工作的繁重狀態清晰呈現在讀者面前（第170-172、366頁）。又如，以往人們對庶吉士散館只有『優者留翰林爲編修、檢討，次者出爲給事、御史』的籠統認識，該書則對景泰五年至崇禎元年間38科庶吉士散館的人數及其授職做了統計，得出授編修、檢討者380名，授給事中、御史者293名，分別占庶吉士散館授官總數的50.46%和 38.91%的結論（第543-547頁）。此類例子在該書中可謂俯拾皆是，由此大大提高了相關論題的研究精度。

該書全面深入制度內里，不僅揭示了各種制度的內涵，而且揭示了其內在聯繫與影響。如其不僅對各級科舉考試考官與執事官的職掌做了準確闡釋，而且對考試班子的運行機製做了系統研究，指出其運行是否規範不僅直接決定著『考試的秩序』，而且決定著『科舉取士的質量和公平公正原則的實現程度』（第304頁）；又如，指出鎖院制度『以對考官的鎖閉隔離爲核心，同時又涉及到對整個貢院的封閉管理』；指出搜檢重校落卷制度不僅有效減少了『佳卷的落選』，而且保證了『簾內正常的錄取秩序』；指出中式考卷限期解部磨勘、落卷返還下第考生和覆試製度『不僅強化了中央對各處鄉試錄取結果的複查和監督力度，而且進一步增強了科舉的公正性和公信度』；指出解額制度對『維護科舉選才的優勢、鞏固統一以及學校、科舉與選官之間的生態平衡關係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第208-262頁）。還深入揭示了庶吉士考選、銓選與吏治政風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影響（第558-563頁）。由此，顯著提高了明代科舉制度研究的深度。

該書也存有一些遺憾，如對武舉和貢院等科舉制度的重要內容，皆未進行專門探討。但瑕不掩瑜，該書的出版必將對明代科舉制度乃至科舉學研究的深入起到重要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