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錢理群的學問與脾氣

錢理群

錢理群的學術起步是周作人研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們讀研究生那時，還沒有什麼學分制，課也很少，就是自己讀書，有時有個討論會，由某個同學主講一個題目，大家討論，導師王瑤做總結，點撥一下。記得當時老錢講的就是周作人。老錢看過周作人很多材料，講得很投入，有理有據，我們都很佩服。後來做畢業論文，老錢就選了研究周作人的題目，是採用和魯迅『道路』比較的方法。不過答辯時卻引起激烈的爭論，林志浩先生等答辯委員認為論文對周作人的評價過高，基本立論站不住，弄得導師王瑤也有些坐不住了。當時正是撥亂反正，文壇忙於為『文革』時期被打倒的作家平反，周作人雖然是『死老虎』了，但曾經附逆，非常複雜，學界對他的評價還是比較『小心』的。那時的答辯比較認真，不像現在，你好我好大家好，這一認真就難免有爭執。好在論文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最後通過了，評價還比較高。論文很快就修改發表了，這就是【論魯迅與周作人的思想發展道路】，老錢的奠基之作。

整個八十年代，老錢都處於學術的興奮期，論文一篇接一篇發表，包括他和我及吳福輝合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都是這個興奮期的產品。老錢最傾心的仍然是魯迅和周作人研究。他一發不可收，持續寫了專著【周作人論】【周作人傳】，還有其他關於周作人和魯迅的論文。

像周作人研究這樣的題目，在八十年代雖然有些忌諱，卻又是先鋒的、時髦的，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催生了這類課題，學界內外對這類研究會格外關注。

老錢選擇研究周作人去敲響學術的大門，也不只是因為『先鋒』，這種選擇背後可能有老錢本人的經歷、心態在起作用。

老錢是志向很高的人，卻歷經坎坷，始終有些懷才不遇。1956年他考進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一年後隨新聞專業轉到人民大學新聞系，他是從人大畢業的。當時大學畢業生全由國家統一安排工作。老錢最初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個文化機構，不料遇上精簡，不進人，便被再分配到偏遠的貴州，而且一竿子到底，去了安順的一間衛校教語文。可以想象，這位名校畢業的世家子弟一踏進社會，就如此不順，是多麼無奈而寂寞。『文革』爆發之初，老錢也曾參與造反，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很激進，但由於家庭背景不好，又被『文革』邊緣化，甚至受批判，吃了不少苦。老錢是嚮往革命的，可是革命拋棄他。他在困擾中拼命讀魯迅，魯迅成了他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從北京到安順的這一段曲折的人生經歷，大概就是給老錢後來的學術墊底的。

1978年，老錢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那時他已經過了40歲（據說他當時少報了一歲，因為過了40歲就不能報考了），是個『老童生』了。老錢的魯迅讀得多，有比較充分的學業準備，他的考研成績名列前茅，當時還作為事例上了【光明日報】的報道。老錢甚得導師王瑤的賞識，王先生那時正在研究魯迅的【故事新編】，就讓老錢當助手，幫着整理材料和參與寫作。老錢原來是準備繼續研究魯迅的，他選擇研究周作人這個題目，也與魯迅的研究有關。老錢感興趣的是周氏兄弟為何『道路不同』，是否可以從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上做點文章，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迷人的題目。老錢出身大家庭，家庭成員的各種政治走向複雜，兄弟姐妹往往『道路』不同，命運也迥異。老錢自己也是嚮往革命『道路』的，卻又被革命所拋棄。對於『道路』選擇的那種深入骨髓的命運感，可能就導致老錢對研究周氏兄弟『道路』差異的特別興趣。

老錢的研究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是性情中文，卻也是時代的產物。他要通過周作人研究重新發現『自我』，同時也發現『五四』的價值。在八十年代，『五四』是很神聖的標杆，不光是老錢，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幾乎都有這樣的夢想——返回『五四』，以為返回『五四』就可以重建被『文革』攪亂了的社會秩序，就可以很自然地通向開放、民主和健康的未來。老錢並未超越我們所處的時代，他同樣是無條件地崇拜『五四』，選擇魯迅與周作人的『道路』比較，也正是為了發掘『五四』思想資源。在老錢看來，周作人足以代表反封建的潮流，站到了五四的時代高度，其所主張的個人獨立自由，以及適度的遠離時代潮流中心，都可以成為當今的『思想資源』。老錢格外看重『五四』時期的周作人，認為周作人要比一般『五四』先驅者更有思想，也更了解中西文化，因而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也更大。這些觀點都是有根據的。老錢在這一點上建立了他的學術自信。

但老錢顯然也碰到了難題，他不能迴避周作人後來『落水』的事實，為解決這個難點，他想通過周氏兄弟『道路』之比較，去觀察二人思想的異質性和矛盾性。很多時代性的大問題，老錢都力圖從知識分子（主要是文人）思想選擇的層面給予解釋，儘管這種解釋有些大而化之，仍未能深入到性格、心理等更深入的層面，也可能誇大了文人這一特殊階層的『代表性』，但老錢的研究還是比較充分地滿足了八十年代對現代文學提出的問題。

從那個時期開始，老錢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格局——他喜歡抓大問題，喜歡考察『道路』的選擇，他把知識者特別是文人的『精神歷程』看得尤為重要，往往就當作是時代潮動的標誌。他擅長做『現象研究』，辦法就是找幾個作家作為個案，挖掘其精神變化，由此勾勒時代變化。和一般學院派不同，老錢的研究並不追求所謂『價值中立』，而力求有對於現實的『觀照』意義。他的『精神現象』研究都是有現實意義的。他從周作人那裡重新吸取『五四』反傳統的精神，思考啟蒙的意義，特別是人道主義與個性解放的價值等問題，這些其實都是八十年代流行的話題，是當時知識分子所熱衷討論的。後來老錢又關注新中國建立之前一些作家的思想精神變化，同樣是有現實的指向，希望重新梳理革命的傳統，從歷史中獲取某些啟示。

時過境遷，在新一代年輕的學者看來，也許老錢研究周作人的思維方式和某些概念已經顯出有些老舊，但這不妨礙它具有鮮明的思想史上的價值。老錢的周作人研究，是八十年代鮮明的思想成果之一。

老錢後來轉向研究1957年『反右』，研究毛澤東，研究『文革』，所有這一切，基本上都是延續他八十年代治學的路子，不過似乎越來越捲入政治，批判性也越來越強烈。

老錢畢竟是中文學科出身，對社會精神現象有特別的敏感，擅於使用象徵性的歸納去完成深度分析，使用材料偏重知識者的認知及感受，多從文學的角度勾勒史的線索。這當然也有其所長，特別是在精神性的評說方面，但在歷史學者看來，這些研究也許不夠縝密，文學性的發揮太多，所謂『歷史現象』的抽象解釋也未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以思想史代替文學史，可能造成學科的『越位』，在文學史與政治思想史兩頭不討好。但老錢有學者的堅執，他還是一以貫之，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慣性。他仍然迷戀於知識者的精神現象，相信這方面的研究是能抵達歷史深處的。

老錢自然不屬於循規蹈矩的學者，他有持續的強烈的使命感，有廣大的現實關懷，又總是很叛逆，對於官方的、流俗的東西有本能的反感，對於民間的處境卻格外同情。他非常天真（當然也是非常難得）地相信思想的價值與精神的作用，如同他自己一本書所說，是富於『堂吉訶德氣質』的。老錢一邊寫作，一邊想象着文章的移世作用，總想做一些能轉移視聽、改進社會的事情。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很可愛又可貴。

記得老錢寫過一篇文章，是討論『單位』對於個體的影響的，認為個人很難擺脫『單位』的制約，這就形成了某種個性壓抑的生活形態與思維慣性。其實老錢也一直有『單位』，不能不做『單位人』，也就是所謂『體制中人』。不過老錢比較幸運，他後半生的『單位』北大，有很多思想的縫隙，相對比較自由，老錢也可以『任性』地發表自己的言論，包括某些可能有點『犯忌』的言論。老錢的個性沒有被壓抑，而且似乎越來越舒展。他多次受到有關方面的批評，甚至是有組織的批判，但幾乎每次都是有驚無險，老錢照樣『任性』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照樣一本一本地出書，名氣也越來越大。他不只是現代文學的專家，也是頗有影響的自由思想者。

生活中的老錢很厭惡政治，一談到官場就要皺眉頭的，但他一刻也未能脫離政治，甚至可以說，他對政治其實是熱衷的。在朋友聚會時，指點江山，議論時政，臧否人物，是他的一種愛好。記得有一回在香山聚會，晚間散步，有同學開玩笑問老錢，老兄這樣多的批評與政見，就不知做件事有多難，讓你去當個縣長、鎮長什麼的，你能做成一兩件實事來？老錢說這個我可幹不了。雖是玩笑，但這樣的要求對老錢未免苛刻。老錢其實就是一介文人，他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很清晰，就是當自由的思想者和現實的批判者。他的思維深處有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積澱，相信歷史的規律，也相信有某種完善的制度，他致力於思想界的批判，始終懷有社會改革的理想。

在他的文章中我們總能感觸到某些強烈的政治訴求。特別是他近年來關於『反右』及『文革』的研究論作中，政治性的訴求就表現得更為明顯，這對於學術可能是得失參半的。身為學者，老錢也在追求學術的尊嚴與自由，但更多時候，老錢總想象着自己在超越『體制』，站到『民間』（其實『民間』也很複雜）立場發言，這又可能被『事功』所牽引，失去某些自由。老錢如同一個足球守門員，罰點球時，站在球門中間，防範着球門的兩邊，但哨子一響，他只能撲向一邊。老錢多數情況下都是撲向現實『事功』這一邊的。

老錢深受魯迅影響，他欣賞魯迅的『反骨』，學習魯迅的批判性思維，不過，他並不心存魯迅那樣的哲人式的悲觀與『絕望』，老錢畢竟是理想主義者，他對於『不合作』的反抗還是抱有天真的夢想的。老錢很真實、坦誠，也有些峻急、易怒，這也影響到他的文風。讀他的文章不能隔岸觀火，你很難找到中庸平和四平八穩的氣息，他喜歡用諸如『拷問』『逼視』『還債』等情緒化的字眼，他不斷從歷史描述中延伸出嚴峻的問題，讓讀者引火燒身，感同身受。

老錢永遠那樣熱情、投入、異端、叛逆，年近八旬，還蓬勃有生氣。他幾乎沒有什麼愛好，吃頓飯都可能在想問題，老是催促自己『趕緊做』，寫作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據說他每天醒得早，躺在床上構思一天要寫的文章，一起床就筆耕不止，每天都能寫上幾千字。他的書一本接着一本出，我閱讀他的書的速度（其實很多還來不及看）趕不上他出書的速度。老錢很喜歡當老師。他講課非常投入，激情飛揚，有自己的心得，又常常來點煽情，大冬天都會講得滿頭大汗。學生很欣賞他，選他當『北大十佳教師』。退休之後，老錢仍然喜歡和讀者、特別是青年學生聯絡。眾多青年人來信來訪，他不厭其煩地接待。他成了年輕人的偶像，擁有眾多的『粉絲』。老錢也謹慎地發現如今的青年過於勢利，他說大學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句話被當作名言到處傳播，但這並不妨礙老錢繼續和青年密切交往，老錢一如既往地當『青年導師』，總是寄希望於未來。

我知道老錢不太上網，這對他可能是一種幸運，他可以過濾許多吵雜的聲音，包括對他的批評。這樣他就可以更好地沉迷於自己的思考和寫作。一個健全的社會總要容許有不同的聲音，容許有批判的角色存在。在我們有些沉悶的社會文化結構中，有老錢這樣的的理想主義的批判的角色，有些聽起來不那麼協和的聲音，未見得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