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名人·顾彬爱上中国文化的德国诗人

顾彬今年七十岁了。他的许多同辈学者皆已仙逝，而他却“每天骑单车，每周踢足球”，又性嗜登攀，所以至今身体倍儿棒。前些天，他到济南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似一般学者“晚年惟好静”，刚下飞机，他便背上小书包，马不停蹄地爬山去了。这样的秉性，在忙着整理国故的老先生队伍里，确是罕见。

作为享誉学术圈的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顾彬甚至有些不服自己“老先生”的身份。在翻译界，通过他的翻译和推介而走出国门的当代作家诗人不在少数；在研究界，在他国际视角审视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常被搅弄出轩然大波。他精力旺盛，论战不断，却鲜少用艰涩的理论和专有名词做“投掷武器”。在他看来，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

争吵多年的学界诸公，倘知道严正驳斥的不过是诗人的率性之言，不知要做何感想？

“别再追问/关于逻辑与理性/一块石更幸福”

早年的顾彬就是因为一首诗爱上了中国文学。1967年，还是神学院学生的顾彬，偶然读到了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由康德翻译的唐诗，竟打开了他心里一扇隐秘之门。第二年，他便放弃了“神的奴仆”的身份，一头扎进中文的世界。巧的是，多年以后，作为汉学家的顾彬也赋诗一首“和李白”，题目便叫《黄鹤楼》。

“从前的人们在临江的岩石上祭天，我多愿意相信这古老的传言。今天不再有友人登上渡口的小船，人们只登上自动扶梯。”

作为诗人的顾彬，就这样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里，趔趄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顾彬想做诗人，很多评论家却不干。原因很简单，学者和诗人如何兼顾？理性思辨和感性灵感如何两全？即便是顾彬的德国同行，也觉得老头子不务正业。但在顾彬看来，这个传统是跟中国人学来的，一点不唐突。譬如古代士大夫，常常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还是诗人。白居易、杜甫、苏东坡，哪个没做过官呢，没写过诗呢？

“我视自己为中国传统的文人，也是歌德时代的文人，希望自己不受身份的限制。”以郭沫若眼中的“球形天才”歌德及同时代人自况，老头子的口气的确不小。

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语言学习。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更是每年都往中国跑。从学子到博士，从讲师到教授，他在东方古国收获了语言、诗歌和爱情，也一步步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杳渺长路。然而，身为学者，他只是“经典的仆人”，在浩如烟海的经典面前，略尽阐释与翻译的绵薄之力。可是以诗人之名，他却拥有了“创造”的无上权力。

“白色的女神，黑色的女神/她将要宣告的，事物的调和/是老鹰与海的和声”

做诗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创造自己的语言。而在语言本位者顾彬看来，这就等于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以及美学。所以在评价他人作品时，顾彬尤其看重语言的良莠。

“电视的、街头的、网络的语言，多半是单调而乏味的；陈旧的、过时的、老套的语言，也无从连接当下的现实。这些都不应是文学的语言。”顾彬常以鲁迅为例——这是他最喜欢的民国作家。“正是通过创造自己的语言，鲁迅创造了独特的思想。”言辞之犀利，批评之直白，也让顾彬屡屡“冒犯”国内批评界的“大腕”。但与此同时，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等当代诗坛先锋，却和他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

诗人间的惺惺相惜，以及对陈旧框架的抗拒，足见这位汉学家的真性情。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德国老乡海德格尔的这句名言，顾彬常挂嘴边——他习惯把“家园”替换成“房子”，这样显得“接地气”。“如果掌握了多门外语，便相当于有多个房子，看见不一样的风景。”顾彬无疑是夫子自道，他学过九年拉丁文，六年古希腊文，五年英文，两年法文，还有大半辈子的中文。不同的语言，都能给自己注入新鲜血液，譬如像他所说的，“用唐朝诗歌的语法破坏德文的语法”。他简直乐此不疲。

这些年，顾彬越来越喜欢中文这座“房子”了。半生漂泊、四海为家的他，2011年后干脆搬到了中国来住，他每年至少有10个月，在汕头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国内高校任教、演讲，辗转奔忙。相比于30年前的“慢”，如今的中国之“快”，倒让他有些目不暇接。“现实太复杂了，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诗人竟也这么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