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名人·顧彬愛上中國文化的德國詩人

顧彬今年七十歲了。他的許多同輩學者皆已仙逝，而他卻『每天騎單車，每周踢足球』，又性嗜登攀，所以至今身體倍兒棒。前些天，他到濟南參加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不似一般學者『晚年惟好靜』，剛下飛機，他便背上小書包，馬不停蹄地爬山去了。這樣的秉性，在忙着整理國故的老先生隊伍里，確是罕見。

作為享譽學術圈的歐洲三大漢學家之一，顧彬甚至有些不服自己『老先生』的身份。在翻譯界，通過他的翻譯和推介而走出國門的當代作家詩人不在少數；在研究界，在他國際視角審視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常被攪弄出軒然大波。他精力旺盛，論戰不斷，卻鮮少用艱澀的理論和專有名詞做『投擲武器』。在他看來，自己首先是一個詩人。

爭吵多年的學界諸公，倘知道嚴正駁斥的不過是詩人的率性之言，不知要做何感想？

『別再追問/關於邏輯與理性/一塊石更幸福』

早年的顧彬就是因為一首詩愛上了中國文學。1967年，還是神學院學生的顧彬，偶然讀到了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這首由康德翻譯的唐詩，竟打開了他心裡一扇隱秘之門。第二年，他便放棄了『神的奴僕』的身份，一頭扎進中文的世界。巧的是，多年以後，作為漢學家的顧彬也賦詩一首『和李白』，題目便叫【黃鶴樓】。

『從前的人們在臨江的岩石上祭天，我多願意相信這古老的傳言。今天不再有友人登上渡口的小船，人們只登上自動扶梯。』

作為詩人的顧彬，就這樣在當代中國的現實語境裡，趔趄着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顧彬想做詩人，很多評論家卻不干。原因很簡單，學者和詩人如何兼顧？理性思辨和感性靈感如何兩全？即便是顧彬的德國同行，也覺得老頭子不務正業。但在顧彬看來，這個傳統是跟中國人學來的，一點不唐突。譬如古代士大夫，常常既是官員，又是學者，還是詩人。白居易、杜甫、蘇東坡，哪個沒做過官呢，沒寫過詩呢？

『我視自己為中國傳統的文人，也是歌德時代的文人，希望自己不受身份的限制。』以郭沫若眼中的『球形天才』歌德及同時代人自況，老頭子的口氣的確不小。

1974年，顧彬第一次來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語言學習。上世紀80年代之後他更是每年都往中國跑。從學子到博士，從講師到教授，他在東方古國收穫了語言、詩歌和愛情，也一步步走上中國文學研究的杳渺長路。然而，身為學者，他只是『經典的僕人』，在浩如煙海的經典面前，略盡闡釋與翻譯的綿薄之力。可是以詩人之名，他卻擁有了『創造』的無上權力。

『白色的女神，黑色的女神/她將要宣告的，事物的調和/是老鷹與海的和聲』

做詩人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創造自己的語言。而在語言本位者顧彬看來，這就等於創造了自己的思想以及美學。所以在評價他人作品時，顧彬尤其看重語言的良莠。

『電視的、街頭的、網絡的語言，多半是單調而乏味的；陳舊的、過時的、老套的語言，也無從連接當下的現實。這些都不應是文學的語言。』顧彬常以魯迅為例——這是他最喜歡的民國作家。『正是通過創造自己的語言，魯迅創造了獨特的思想。』言辭之犀利，批評之直白，也讓顧彬屢屢『冒犯』國內批評界的『大腕』。但與此同時，歐陽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等當代詩壇先鋒，卻和他保持着相當親密的關係。

詩人間的惺惺相惜，以及對陳舊框架的抗拒，足見這位漢學家的真性情。

『語言是存在的家園。』德國老鄉海德格爾的這句名言，顧彬常掛嘴邊——他習慣把『家園』替換成『房子』，這樣顯得『接地氣』。『如果掌握了多門外語，便相當於有多個房子，看見不一樣的風景。』顧彬無疑是夫子自道，他學過九年拉丁文，六年古希臘文，五年英文，兩年法文，還有大半輩子的中文。不同的語言，都能給自己注入新鮮血液，譬如像他所說的，『用唐朝詩歌的語法破壞德文的語法』。他簡直樂此不疲。

這些年，顧彬越來越喜歡中文這座『房子』了。半生漂泊、四海為家的他，2011年後乾脆搬到了中國來住，他每年至少有10個月，在汕頭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國內高校任教、演講，輾轉奔忙。相比於30年前的『慢』，如今的中國之『快』，倒讓他有些目不暇接。『現實太複雜了，我要學的還有很多。』

詩人竟也這麼謙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