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醫患關係越來越緊張,不少醫生抱怨患者越來越挑剔,不少患者卻指責醫生服務態度差、收費貴、潛規則多。醫生與患者,從過去的相敬如賓,到現在的『勢不兩立』,究竟是哪裡出現了問題?本版今日聚焦醫患關係,追尋古代中醫的醫患交流方式,或可爲今日之醫患關係帶來啟發。 •當你把『幫助病人』作爲工作的重心,我們就自然而然從『生物醫學』走向『人文醫學』,我們也才會真正找到職業幸福感。 •『藥引子』曾被胡適和魯迅作爲批判中醫的證據,但是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中醫的厲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決病人的『問題』,而非『疾病』。 上世紀60年代以後,伴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推出,伴隨著患者權利運動的興起,發達國家率先開始認識到患者是權利的集合體,醫師不能再用傳統的『父權』思維進行服務。中國改革開放30餘載,社會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進步,而中國患者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我想不是他們的生物屬性,而是他們的社會屬性——人的權利意識的甦醒且快速膨脹著。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醫學有沒有作出相應轉變呢? 如果我們用『細胞』代表人的生物屬性,那麼就可以用『權利』來代表人的社會屬性,現代醫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產物。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台灣地區、60年代的美國,醫患關係也是很頭痛的問題。近十年來中國大陸醫患關係不好,我認爲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我們的社會正處於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 對待病人要學會尊重 試問,爲什麼伴隨著這些年政府和社保在醫療領域投入的加大,國內醫患衝突並沒有好轉? 我們醫學界早已喊出醫學模式轉型的口號,但是大學的醫學教育和臨床實踐卻轉變甚微。 今天的醫患衝突,本質上是社會民眾對陳舊的醫療服務模式和醫療政策制度雙重不滿的非理性表達。前者是『思想問題』,後者是『制度問題』,而前者是目前改善醫患關係最爲迫切的問題。如果我們醫學界的思想問題解決不了,恐怕只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前兩年我去北京某醫院,臨床帶教老師對我說:『王老師,現在病人一個個怎麼那麼難伺候。』他還給我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在肝膽外科病房,他指著病人告訴學生,這個病人是早期肝硬化。大家在老師的指導下,挨個兒叩診了一下肝區。結果病人從床位上蹦起來說:『憑什麼叩我?要叩就所有病人挨個兒叩!憑什麼都摸我呀!』 若這一幕發生在30年前,可能不會有病人提出這樣的質疑。但現在,即便當時這位患者沒有反對,也並不代表著這樣的做法已經獲得了他的認可,可以不加請示地去做。有人說,作爲醫學院臨床基地,病人有義務配合。如果按照這個說法,患者心裡肯定不是十分高興的。 於是,我和這位臨床帶教醫生講了講日本醫院臨床教學的做法。 在日本醫學院,帶教老師對學生們說:『同學們,明天要去查病房,你們做一下準備吧!』同學們一聽就知道,明天將會有一個正式的『拜師儀式』 日本醫學生都能背誦【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名言警句。希波克拉底說:『凡教給我醫術的人,我應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樣,尊敬他。』所以他們清楚『醫患就是師生關係』,拜見『患者』這位老師,是因爲病人用疼痛、疾病、鮮血甚至是生命培養了我們,增長了我們的見識,提高了我們的技能,所以我們必須抱有一顆感恩的心來對待病人,是他們讓我們成爲了合格的醫生。這也正是『患者至上』的由來,即我對不起誰都不能對不起我的恩師——我的病人,我要像對待父母一樣對待他們,感恩於他們。 日本學生回到宿舍,6個學生一組湊錢買一支包裝精美的小牙膏。第二天,學生們托著這支包好的牙膏,在老師的帶領下恭恭敬敬來到患者床旁。 老師徵詢患者的意見:『田中先生,今天感覺好些了嗎?這6個孩子是我的學生,我給您介紹一下……他們特別希望您能給他們一個機會,如果您願意,今天開始在我的指導下,他們將給您做一些簡單的檢查和治療,那麼您也將成爲這6個未來醫生的老師。』 這是一個極高的榮譽!緊接著,這6個學生標準地90度鞠躬,然後呈上了準備好的小牙膏。你們說,患者能不同意嗎? 講完這個故事,我對那位臨床帶教醫生建議:『你們能不能也學一學?』不久以後第二次碰到他,他看到我很高興:『王老師,你教的做法太好了,病人拿著牙膏半天都不會說話了。有個別病人,眼裡還含著淚呢。』 其實病人不是在乎這一支小小的牙膏,而是這支牙膏所傳遞的人與人之間最寶貴的東西,也是我們國人、醫界所遺失的東西——尊重別人。 30年前,『尊重』二字在我們心中的分量可能微乎其微。但今天不同,在街頭,警察要開罰單之前必須要做一個標準的敬禮,否則開單無效。大家能夠看到,每行每業都在改變。而醫療卻似乎因爲『求醫問藥』這個在醫生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而使得醫患關係在中國並沒有得到積極的改善。 在日本,醫院的床頭柜上經常會看到一個小花籃,裡面插著護士手寫的卡片:我們祝願您早日康復;在中國,我們卻經常看到患者送的大花籃放在護士台上。 無論是日本、中國香港或是台灣地區,每次當醫生查完房之後往往會以一句『謝謝』來作爲他們的告別語,感謝患者對自己的信任、找自己看病,感謝病人又給了自己一個機會來熟練自己的操作、提升本領。但在中國,說謝謝的往往是病人。醫生也覺得理所當然:對呀,我多辛苦啊,我救活了你的命呀。 醫患不融洽主責應在醫生 現代醫學之父奧斯勒曾經說過,如果醫患關係相處不融洽,那板子基本應該打在醫生的身上。醫生內心有三個敵人:傲慢、冷漠和貪婪,如果不戰勝他們,醫患關係就容易出問題。 我問我的學生,你們出門診,最不喜歡遇到從事什麼職業的病人。他們告訴我:老師、律師、官員和同行……我把這幾類患者統稱爲『學習型病人』。 尤其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醫生最討厭的學習工具——搜尋引擎被『學習型病人』掌握了。很可能病人拿著手機在診室外百度完就會來挑戰醫生的專家地位:『大夫你沒說全吧,我查了,不對吧?』 我的學生和我講了一個他的經歷。一天他出門診,一位兒子陪著得糖尿病的母親來看病,兒子列印了一摞英文文獻,和他討論媽媽的治療方案。後來一問才知道,這位兒子是某知名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在美國學習工作了30多年,爲了陪母親看病,他從網上列印了美國最新的糖尿病指南,學了兩個晚上,用螢光筆畫得五顏六色的,就拿著資料來『考』醫生,這個檢查你們能做嗎?我的學生斜眼看看,好幾處都不認識,被問得冷汗都出來了。(王 岳) 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學習型病人』可能會越來越多,學習型病人恰恰是提高醫務人員的動力啊。在這一點上,歐美醫務人員很聰明,因爲他們發現學習型病人徹底顛覆了『父權式』醫患關係。醫患關係轉變爲了『朋友式』醫患關係,醫生開始改變自己,在繁重業務流程中擠出寶貴的時間來教育他們的病人,使得病人一定要與自己對『爲什麼要治療,如何治療,治療最糟糕會發生哪些併發症或副作用』產生共識。 而今天,我們的大多數醫院卻沒有把手術前的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病人的高度去重視與看待,反而把知情同意錯誤地理解爲『免責』,還有醫生把簽字簡單地理解爲走程序,令醫患關係變得越來越對立、越來越緊張、越來越疏遠…… 面對學習型病人,台灣醫生總結了一句話:一個半的醫生總比一個醫生強;一個半的護士總比一個護士周到。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骨科醫生就很棒,他們製作了骨科手術的宣教錄像,手術前不再是直接簽署知情同意書,而是讓病人先看視頻,讓病人真正『理解』自己將要進行的手術。這其實並不難,關鍵我們是否願意改變自己。 當我們把『幫助病人』作爲工作的重心,你會發現,我們的工作永遠成功沒有失敗,我們的前方豁然開朗。 即使遇到一個晚期癌症病人,也能想出很多幫助他的方法。減輕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質量,幫助他戰勝對死亡的恐懼,甚至能夠滿足他臨終前最後一個小小的心願……當你把『幫助病人』作爲工作的重心,我們就自然而然從『生物醫學』走向『人文醫學』,我們也才會真正找到職業幸福感。 人類現在命名過的疾病種類已超過60000種,而且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疾病種類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醫務人員都清楚,實際上藥物和手術刀可以治癒的疾病非常少,而絕大多數疾病不需要任何藥物和手術,或者屬於自限性疾病,或者是一種帶病生存狀態。 有人說古代的中醫非常聰明,他們不需要藉助宗教就可以解決醫學的終點問題。老中醫在給病入膏肓的人看病的時候往往會開最後一方藥,讓兒子去抓。但這方藥裡面一定有一個不容易被找到的東西——藥引子,比如,原配蛐蛐一對。兒子拿著藥方急急忙忙去找,蛐蛐還沒找到父親就去世了。兒子回家並不把父親的死因歸結爲醫生的無能,而是認爲這是『天命』,因爲沒找到蛐蛐呀。『藥引子』曾被胡適和魯迅作爲批判中醫的證據,但是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中醫的厲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決病人的『問題』,而非『疾病』。 【美國住院醫師手冊】的扉頁上印著一句話:『一位住院醫師每天除了查房,走進病房的時間決定了你與患者的關係』。而我看,中國大多數醫生除去查房基本不再進入病房,更別說幫助病人和安慰病人。 永不可以己所學加害病人 醫生的敵人是貪婪。圖財並不可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但有的人卻墮落到害人性命的地步。 這些年,行業內的不正之風屢禁不止,我想也和衛生行政部門機制不到位有關。 我們的樓越來越高,設備越來越好,可是我們和患者的關係卻越來越差,越來越遠。在這種邏輯下,『商業利益』有時會成各醫療行業的『朋友』。更有甚者,濫用藥物,已經突破了人不得『圖財害命』之道德底線,更遑論醫生之道德底線。我想這可能才是今天醫生越發感覺職業幸福感下降,缺少基本尊嚴感的關鍵吧? 希波克拉底說,『永不可以己所學加害病人』。而今天我們的隊伍中確實有少數害群之馬,把整體醫務人員的名聲搞壞了。我們必須像切除腫瘤一樣將這類醫生剔除,把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每一個工作點滴越做越好,把我們的醫院打造爲最安全的醫院,而這個安全的醫療環境和醫療服務標準,也將是明天我們和後人所應當有權利享用的。(王岳 北京大學人文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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