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看法

11月16日，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項目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應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之邀，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二樓會議室作了一場題為【[wiki]宋代的榜諭告示[/wiki]】的講座。

伊沛霞

為什麼要有榜諭告示？

榜諭告示是中國古代傳遞消息的一種手段，即政府以發榜下告的形式向平民百姓傳達政令消息。伊沛霞首先展示了宋代1126年、1127年和13世紀早年間的三則榜諭告示。其中1126年發佈的一份榜尤為引人注目。1126年是北宋靖康元年，這一年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變。這份榜文的主要內容，即是在北宋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被圍困期間，官府告知平民百姓應該到哪裏去贖回被金人所俘虜的家人親戚的。那麼，這些榜是在什麼時候、在哪裏被張貼出來的？它背後隱含的信息是什麼？榜諭告示如何應對平民百姓普遍有限的閱讀能力？榜諭告示貼出的實際效果又是如何？在演講中，伊沛霞主要利用了包括【[wiki]宋會要輯稿[/wiki]】、李元弼【[wiki]作邑自箴[/wiki]】、丁特起【[wiki]靖康紀聞[/wiki]】、朱熹的文集以及【[wiki]明公書判清明集[/wiki]】在內的五種資料來回答上述問題。

首先是榜諭告示張貼的時間、地點以及目的。伊沛霞認為，榜諭告示應該被塗寫或張貼在郡縣衙門的牆壁上，衙門是人們經常舉行集會的場所。至於榜諭告示的目的，則非常複雜多樣。【[wiki]宋會要輯稿[/wiki]】記載說，榜諭告示的目的包括鼓勵逃跑的犯人、流動人群或者逃荒之人回到當地，鼓勵人們種植抗旱的稻米，對投案自首的縱火犯或其他罪犯予以獎勵，宣佈邪教異端，徵兵，對養馬者進行補償，鼓勵商人把糧食運送到饑荒地區，宣佈一些不合法的活動，如販賣人口、偽造錢幣等。

李元弼的【[wiki]作邑自箴[/wiki]】則指出，地方官應該主動倡導進行榜諭告示。在官員到任的第一天，他就應該發佈告示，將其所管轄的錢財數目都逐個點驗清楚，以避免貪污行為。地方官員還應發佈關於政府徵稅的告示，或者倡導修身養性的告示，如鼓勵勤勉仁慈、謹記隔牆有耳、防範那些私藏武器的人，等等。【[wiki]靖康紀聞[/wiki]】記載說，榜諭告示會根據實際情況予以更新和替換。在應對不同問題的時候，如武器、珍寶或馬匹等，榜諭告示的內容也會隨之變化。除此之外，榜諭告示還有招募新兵巡邏等內容。

在朱熹及其門徒的文集中，榜諭告示的目的還包括：勸說農民應該更加勤勞耕作，告誡邪教追隨者應該早日放棄他們的信仰，勸說尼姑還俗，警告部下，或者是用榜諭告示的形式表達個人立場。【[wiki]明公書判清明集[/wiki]】則認為，榜諭告示可以宣佈一些非法的活動，或者使虐待親屬的人蒙羞，警告部下，以及表達義憤等。

記載朱熹及其弟子言行的【[wiki]朱子語類[/wiki]】

中國古代榜諭告示形式的演變

伊沛霞指出，【[wiki]周禮[/wiki]】中提到，當時有專門的政府工作人員負責召集百姓，向他們宣讀新的法律條令。之後，官員們將這些已經口耳相傳的法律條令書寫在牆壁上，以便讓轄區內的百姓知曉，其目的在於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勸之。考古工作者在距離秦漢帝國首都長安很遠的地方，發現了秦漢時期寫有法令告示的木簡，表明秦漢帝國的法令告示可以傳遞到極其邊遠的地區。【[wiki]漢書價山傳[/wiki]】中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贏疾病扶杖而往聽之的記載，則表明秦漢時期仍然存在人們聚集在一起，聆聽官府頒佈新法令的現象。但伊沛霞注意到，這些記載似乎都只提到了法令，但很少記載政令是如何向下傳達的。在唐代文獻中，更多提到的是佈告天下或宣告中外，【[wiki]冊府元龜[/wiki]】和【[wiki]全唐文[/wiki]】記載，唐宣宗抱怨一些政府官員沒有把中央政府的敕令告示給百姓，導致閭巷閒不知旨意。【[wiki]冊府元龜[/wiki]】和【[wiki]唐會要[/wiki]】記載，內外官員應該在閒暇之餘閱讀政府的律令格式，仍以當司令式，書於廳事之壁，由該司所掌的名目，則粉壁書寫。晚唐五代時期，榜諭告示所使用的語言和宋代的語言相似，但在伊沛霞看來，大多數告示實際上更便於政府官員和辦事人員，而非普通的平民百姓。

到了宋代，榜諭告示的形式發生了變化。朱熹在擔任地方官員時，曾有印刷和佈告勸農文榜的舉動。文榜發下後，三個縣都對文榜進行了張貼告示，曉諭民間通知。朱熹還和弟子談到【[wiki]周禮[/wiki]】中有關於屬民讀法的記載，卻並不知道具體的操作情形。接着朱熹就談到了宋代的做法：將忠信孝悌等事跡書寫成文字，半年或三月一次，在城市或鄉村的某個地點，把百姓聚集起來，向他們宣讀並讓他們理解其中的內容。朱熹認為粉壁書寫的方法也會有很好的效果。伊沛霞認為，朱熹更加注重榜諭告示在地方教化中的意義，但不太關注出榜召人的做法。然而，在【[wiki]宋會要食貨[/wiki]】中卻有不少關於出榜召人、承佃納稅的記載。伊沛霞表示，像【[wiki]宋會要[/wiki]】中所說的這樣，專門出榜告示，召集百姓聆聽官府的政令宣告，她沒有找到其他類似的記載。在北宋東京城被圍困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新的告示，但也沒有類似的情形出現。

在都城被圍困的情形下，官府告示的內容傳播得很快。伊沛霞根據【[wiki]靖康紀聞[/wiki]】的記載，以列表的形式比較了東京城被圍困期間發佈的三份告示。第一份發佈於1126年12月24日，時間地點不詳，張貼出了金人國書的內容，士人百姓看到後都心懷憂懼；第二份發佈於12月25日，地點是在平民百姓居住的場所，內容是怎樣贖回那些被金人劫持的人口，結果不一會兒成千上萬人都聚集起來，當局不知該如何應對；第三份發佈於12月26日，時間地點不詳，主要內容是催促收括金銀，賣官鬻爵，以及募人承買僧道紫衣師號，結果告示貼出十餘天后，仍然沒有人回應。

伊沛霞認為，更加廣泛使用的印刷術，是告示在宋代出現諸多變化的重要原因，宋高宗就是利用印刷術進行告示的主要支持者。宋高宗發佈於1133年、1134年、1143年的三道詔令，都提到發佈詔令時應該採取鏤板的形式。【[wiki]宋會要刑法[/wiki]】記載，發佈於1134年的一份詔令提出，告示應更多使用文榜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任職時更加頻繁地使用印刷的告示，並且將榜諭告示的功用延展到了道德教化方面。

宋高宗畫像

榜諭告示是宋代社會進步的標誌

那麼百姓們要如何才能理解這些榜諭告示呢？中國古代社會平民百姓的閱讀能力有限，因此官府在做榜諭告示時，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強調書寫清晰，並使用常用的漢字。朱熹還指出，必要時還需地方長老向平民百姓解釋告示，讓他們了解這些簡單措辭的含義。但是，朱熹仍然對榜諭告示的實際效果持懷疑態度，他在給趙帥的一封書信中說，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只是置立粉壁，並沒有真正把告示的內容傳達給百姓。朱熹認為，應該把這種行為視作一種警示，絕不能再有類似的行為發生。前面說過，朱熹還會把榜諭告示作為推行教化的一種方式。雖然他承認【[wiki]周禮[/wiki]】中人與人之間口耳相傳的方式有着很多優點，但他自己卻不採取這種方式。

最後，伊沛霞將宋代榜諭告示的運作實態與其他時期進行了對比。與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相比，印刷術在宋代社會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羅馬，印刷術的運用導致新的告示會以印刷小冊子的形式進行，然而一些手寫的告示仍然存在。伊沛霞將其與口頭的宣告相比，提醒我們注意：為什麼口頭的宣告在歐洲存在了更長的時間？它是否具有除表達信息之外的更多作用？

與宋代其他的告示方式相比，榜諭告示只是用於官府的政令通知，在必要的時候，這些文字會傳播得更遠。保甲制度可能是地方官府向平民百姓傳達政令消息的主要媒介。在進行榜諭告示時，官府每次都需要對人們是否應該被聚集到一起或告示內容是否充分作出判斷。通過發佈印刷的榜諭告示，政府因此減少了很多麻煩。在伊沛霞看來，無論是在治國之道，還是在掃盲、提高識字率，或者是在印刷術的使用方面，榜諭告示都是宋代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