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註定與中國有緣』記紐西蘭漢學家、翻譯家鄧肯·坎貝爾 ... ...

鄧肯·坎貝爾是紐西蘭漢學家和翻譯家，由於其在介紹中國、翻譯和出版中國文學作品、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貢獻， 2016年8月榮獲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不久前，在紐西蘭首都惠靈頓，筆者與他相約，聽他侃侃而談。

1976年，坎貝爾初次來到中國，分別在北京和南京生活了一年。『當年我是從香港坐火車輾轉去往中國內地的，入關時經過了一個名叫深圳的小村。身處中國，我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以前曾經到過那裡。我意識到，此生註定與中國有緣』。

那時的中國風雲激盪，正處於歷史巨變的前夜。坎貝爾在中國不僅親歷了『四人幫』的倒台，還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活動。『任何經歷了那個特殊時期的外國人此生都不可能割斷與中國的聯繫，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深深觸動了我的靈魂，從此以後我的精神世界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

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習經歷令坎貝爾難以忘懷，至今他依然記得老師和校長的名字。『南京大學有非常優秀的教授，在那裡我不僅學到了中國歷史知識，更重要的是，老師們教會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正是在中國老師們的啟發與引導下，坎貝爾開始研究中國歷史，學習中國文化，並立志讓更多人了解中華文明之美。此後，他在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的大學裡教授中國語言和文化，並翻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

在坎貝爾看來，翻譯是促進文化共鳴、彌合文明分歧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多年來，他翻譯了袁宏道、袁中道、王思任、張岱、鄭元勛、祁彪佳等人的諸多作品，讓更多西方人有機會接觸和了解中國文化。坎貝爾說，文學翻譯是一種悖論：即完美的翻譯是實現不了的理想，但翻譯又是任何文化必須要從事的任務。『比如，任何對杜甫詩作的翻譯與原詩相比都會失去味道。但是翻譯的工作又必須有人去做，否則中文以外的世界就會忽略杜甫這位偉大的詩人』。

嚴復提倡的『信達雅』標準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翻譯界。坎貝爾說，西方翻譯界也有類似的標準。在他看來，『信』和『達』固然重要，但是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翻譯的最高水準和境界都應該是『雅』。坎貝爾對中國翻譯家林紓和美國詩人兼翻譯家龐德很是推崇。林紓翻譯的西方小說對中國近代文學影響深遠，龐德翻譯的中國古詩對英語詩歌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坎貝爾說：『他們兩人都有共同的過人之處，那就是林紓不懂英文，龐德不懂中文，但他們翻譯的作品都達到了「雅」的境界。』

坎貝爾認爲，中國的古典文學在宋朝發展到了巔峰，他本人對明清文學則情有獨鍾，因爲明清文學深受宋朝文學影響，是對宋朝文學的繼承和發揚。目前，他正在潛心翻譯明末清初散文家張岱的【[wiki]陶庵夢憶[/wiki]】和【[wiki]西湖夢尋[/wiki]】。這兩本散文集都是明末清初社會動盪時期的產物，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遷年代的思想。『如果要問我有沒有得意之作，即將完成的這兩本書里的一些內容，我還是比較滿意的』。

緣於對承載中國精神文明的物質文化頗有興趣，坎貝爾還是一位中國園林專家，對於園林、藏書樓乃至古代家具都有悉心研究，還參與了規劃中的惠靈頓中國園林的設計工作。

除了鍾情於古典文學，坎貝爾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同樣關注。他曾與錢鍾書幾次見面，翻譯並出版了他的【[wiki]七綴集[/wiki]】。【[wiki]七綴集[/wiki]】並非錢鍾書的主要作品，『我翻譯【[wiki]七綴集[/wiki]】就是希望能夠體現出錢鍾書「打通而拈出新意」的治學理念。書中不少觀點是錢鍾書學術思想的起點，這些觀點後來在【[wiki]管錐篇[/wiki]】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闡釋。』在坎貝爾眼裡，錢鍾書是個非常幽默的人，與友人在一起時談笑風生，很是灑脫。

坎貝爾還和已故的朦朧派詩人顧城是朋友。當年顧城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授中文口語課時，他們曾是同事。當顧城決定前往激流島隱居的時候，是坎貝爾雇了輛麵包車幫助他搬家。顧城有一首詩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坎貝爾說：『顧城的詩用孩童般的語言描繪了一個幽美、精細和奇妙的世界。詩如其人，顧城表面看起來簡單，但內心複雜而糾結，這種個性也爲他日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從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至今，40年彈指一揮間，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那個叫深圳的小村子已經發展成爲中國一線城市。坎貝爾說，中國的巨大變遷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幾億人的生活因此而改變。但是，人們的熱情好客、交往方式和內心世界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中國人依然是中國人。

『文言文凝練、優美、傳神，是中國對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可惜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對文言文和傳統文化有生疏感，他們更容易接受外國的舶來品。眼下中國政府正大力倡導復興傳統文化，這是一件好事。關鍵是要讓青少年感受到傳統文化之美，從內心深處愛上傳統文化』，坎貝爾由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