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外交·一視同仁 咸樂其所

明朝與周邊及世界許多國家有着廣泛的交往，譜寫過對外交流的輝煌篇章，也經歷過曲折和低谷。其外交繼承了傳統朝貢外交模式，又注入新的內容。在新航路開闢後，明朝朝貢外交受到挑戰，在逐步成為世界經貿交往重要組成部分的同時失去了主動融入、引領世界潮流的機會。

一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開啟了對外交往之路。朱元璋明確表示對各國要『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即對各國平等相待、彼此各得其所，以期達到『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目標。秉承這個理念，洪武時期友好交往成為中外關係的主導原則。

明朝仍然沿襲了傳統的朝貢外交模式，在這個模式下，朱元璋強調『際天所覆，皆朕赤子』，各國對明朝應有尊崇的態度，具體表現包括朝貢和『通音問』等。事實上，明朝更看重的是朝貢的象徵意義，而不是朝貢的物品，認為關鍵在於心誠。

在確立朝貢體制的過程中，朱元璋表現出天下共主的責任意識，對各國事務比較關注，但始終強調各國自行處理內部問題，即『聽彼自為聲教』。明初外交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制定了『不征之國』的國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宣諭群臣，海外各國『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因此，『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他的這個思想在【皇明祖訓】中得到進一步明確，除『西北胡戎』外，其他包括朝鮮、日本等在內的15個國家被列為不征之國。朱元璋認為，『限山隔海』的各國『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因此後世子孫不可自恃強大，貪一時戰功。確定不征之國，表達了洪武時期的外交在保證本國安全的前提下，與周邊及各國睦鄰友好、和平共處的願望。

二

朱元璋的外交理念和實踐奠定了明朝外交的基礎，其政策也得到後世的繼承。明成祖說：『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推古聖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遠邦異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這與朱元璋的外交理念是一致的。

永樂時期的朝貢外交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明王朝通過持續的遠航，密切了與各國的關係，招徠了大批朝貢國家，各國朝貢之使充溢京城館舍，其中僅國王親至明朝的就有11位，而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一次來朝的就有16個國家、1200人。從而譜寫了中國古代對外交往的壯麗篇章，成為明代外交最為輝煌的時期。

頻繁的朝貢外交促進了中外貿易往來。如鄭和船隊所到之處，在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詔和賞賜後，最重要的活動就是與當地民眾進行貿易。在阿丹，『開讀畢，國王即諭其國人，但有珍寶許令交易』；在祖法兒，其國人皆將乳香等『來換易紵絲、瓷器等物』。而各國來朝貢的目的之一也是與明朝進行貿易。

永樂時期，明朝在周邊各國友好交往中發揮了很大的主導作用。首先，支持各國通好。永樂二年（1404年）有暹羅去琉球通好的船隻飄到福建海岸，當地官員沒收了貨物。朱棣聞之說：『不幸遇風，正宜可憐，豈可因以為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其次，調節各國間的糾紛，保護弱者。永樂元年占城使者入賀朱棣即位，並控訴被安南入侵擄掠之事。朱棣遣使前往安南，賜以絨錦、織金文綺等，並告誡安南王要息兵修好。暹羅在地區事務中恃強凌弱，引起各國不滿，並報告明朝。朱棣即敕諭暹羅國王說：『占城、蘇門答臘、滿剌加，與爾均受朝命，比肩而立，爾安得獨恃強拘其朝使，奪其印誥？』讓其送還使者，歸還搶奪的印誥。此外，明朝還對阻隔海上通道的海盜進行打擊，如鄭和剿滅海寇陳祖義等，保持海道暢通，保護商旅往來。永樂時期的外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遠方萬國，無不臣服』，但也有一些值得改進之處。如過於強調『厚往薄來』政策，增加了明朝的經濟負擔。

三

宣德以後，明朝外交政策進行了較大調整，招徠朝貢者的航海活動只在宣德後期進行過一次，而對陸路朝貢使團的管理也持續加強。成化時期，明憲宗與一些官員試圖恢復航海活動，但遭到朝臣的抵制而作罷。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葡萄牙船隊發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弘治十一年（1498年）左右，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開闢了東西方之間的新航路。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佔滿剌加，明朝朝貢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就此丟失。新航路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也使明朝的朝貢外交體系面臨着新的挑戰。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國王派出的使臣乘船到達廣東，這是明朝與西方使者的第一次接觸。廣東官員奏聞朝廷，得旨令其回國。後幾經曲折，使臣始終沒有獲得覲見皇帝的機會，最終在嘉靖時病逝於中國。

兩國首次交往的失敗，固然有葡萄牙使團在明朝境內的一些惡劣行徑造成不良影響的原因，而根本上則在於明朝視葡萄牙為朝貢體系的破壞者而予以回絕，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其維護原有朝貢體系的一次努力。為此，明朝還出台政策，『不齎勘合及非期而以貨至者，皆絕之』，這就阻斷了葡萄牙等歐洲國家與明朝正式交往的可能性。隨之而來的，是海上走私貿易的發達，以及海上貿易集團對沿海地區的騷擾。

此後，明朝廣東地方政府明確了葡萄牙商人居住澳門的政策，隆慶初年明朝在福建漳州開放海禁，允許民間出海貿易。但直到明末，明朝中央政府始終沒有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式關係，而原來朝貢體系中的國家或被殖民者佔領，或受到重重阻撓，能夠繼續保持往來的漸漸只剩下朝鮮等少數周邊國家。

四

明代的朝貢外交經歷過輝煌，也遇到了挑戰，其面對風雲變幻的時代而固守始終不變的理念，最終失去了主動融入世界潮流的機會，這段歷史給人以思考和啟迪。

朝貢外交是當時相關國家共同認可的模式，明朝統治者一視同仁、各得其所的外交思想，既視天下為一體，彼此存在廣泛的關聯，又強調彼此相安無事、和平共處，體現了廣闊的視野和胸襟，有利於人類的團結與世界的和平。這是寶貴的思想財富。

明朝外交的成功，積極主動、勇於開拓是重要原因。特別是鄭和七下西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亞、西亞、歐洲和北非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廣泛傳播了中國文化。在眾國林立、國情各異的情況下，為了共同的利益，有條件的國家應該有所擔當，共謀發展。同時也必須堅持國際交往中的雙贏原則。只顧本國利益，將失去國際夥伴；一味『厚往薄來』，難免影響自身發展，永樂時期外交政策的負面影響即為明證。

明中期以後朝貢外交遇到的困境，顯示出統治者對變化了的世界反應遲鈍，以及對外部世界變化過於消極的接受態度。儘管在新的國際大勢沒有充分顯現之時，要求明朝人對正在變化的世界給予準確預測是不現實的，但與外界保持經常性接觸，而不是抱殘守缺，才能把握世界發展的大勢，並積極調整和應對，最終形成新的應對方式和外交模式。

    （作者：張兆裕，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王雅潔，系廊坊師範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