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宋朝官員晉升的主要規則與積弊

宋朝三百餘年間，對官員設置的各項晉升制度，可謂周全嚴密，由此滿足了常態下大多數官員的升遷訴求，保障了政務的正常運行。但與此同時，這些規章在執行過程中又存在很多積弊，進而催生了潛規則的流行，特別是在統治秩序敗壞的時期，更呈現愈演愈烈的態勢，從而給官場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

宋代官制內容與程序之繁複，大概是古代中國最突出的，涉及官員晉升的環節就包括：考課、磨勘、改官、薦舉、敘遷、差遣及除授等等。而每項規制又有相應的一套流程，如在唐代基礎上修訂的【長定格】【循資格】以及考課法、改官法、薦舉法、磨勘法等（【宋史】卷158～160【選舉四】【選舉五】【選舉六】，並參見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諸層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若對此細加考察的話，不難發現這些規則利弊兼有，即一方面為官員劃定出升遷的步驟和路線圖，具有共同遵循的原則意義，以力圖規避人為隨意性帶來的不公；另一方面，在實施中不免產生拘泥煩瑣條規的現象，並且存在日趨僵化的趨勢。其中的考課制度，主要考核官員的任職年限與業績情況。如低級文官一般有三任六考或兩任四考，每任通常三年左右。考核的內容包括：履歷出身、業績、過失、請假等事項，以及所在機構長官批寫的評語意見。接下來的磨勘制度，是對完成任期和考課的官員，再勘驗其檔案文書是否齊備及真偽，並審核業績與推薦意見等情況，以決定其能否遷轉。隨後的改官制度，是對通過磨勘的低級官員，依據規定改換官秩，一般給予晉升京官序列的待遇，少數人還可直接改為更高的朝官（【宋史】卷158【選舉四】）。無法通過磨勘、改官者，則只有依據『循資』原則在幕職州縣的七級階官中逐級升遷，往往終老於下僚之位（【宋史】卷169【職官九】）。

在循資、磨勘、改官等環節上，都必須有上級官員（舉主）推薦，此即薦舉制度。每位舉主要承擔薦舉失察之責，推薦的人數也有限定，如宋真宗朝規定：中書省、門下省五品以上朝臣每人每年可薦舉5人，其他朝官可推薦3人。事實上，此項要求越來越嚴，如州縣的幕職官通常要有五位舉主推薦，其中必須包括州級長官或監司官員的保薦（【宋會要輯稿】選舉27之1、12、16、17）。因而，要找到符合規定的舉主人數，實非易事。宋人即說：選任縣令須有三人推薦，縣令任滿無過失，又要薦者五人以上，方能轉京官。『蓋縣令者，已經兩次薦舉，共享舉者八人』，要求不可謂不嚴（鄭獬：【鄖溪集】卷12【論縣令改官狀】）。要特別指出的是，進士出身者通常能獲得優待，尤其是進士科中的佼佼者享有特殊禮遇，可以獲得更快的晉升機會。以上諸項制度，同樣適用於普通京朝官的晉升過程。到中級以上的朝官，規則開始有所不同，如中書舍人以上高官不必磨勘；地方的路與州級長官不用離任赴京，可就地參加磨勘。而這些繁複的晉升規則還只停留在階官方面，解決的主要是級別地位與俸祿待遇的問題，與職權並不掛鈎。

宋朝沿襲以往舊制，實行階官與差遣分離的規則，原本中央與地方機構中的大量官職，如果沒有委派職事，便成為階官，又稱寄祿官。史稱：『諸司互以他官領之，雖有正官，非別受詔亦不領本司之務。』（【宋史】卷169【職官九】）而各機構中實際的職權，則由受到專門委派的官員負責，此即差遣制度。隨着階官人數的日益膨脹，各機構中的實職難以滿足，員多與闕少的矛盾相當突出，造成幾個甚至更多官員等候一個『官闕』的局面，如一州或一縣出現長官缺位，具備資格的人選可能多達十位以上。因此，能否差遣到實職官位就顯得至關重要，而差遣制也就最為官場所看重。北宋前期，負責一般官員差遣任命（除授）的機構有多個，宋神宗朝改革後，都劃歸吏部，即『吏部四選』，其任命被稱為『差除』。但中上級官員的任免權歸宰相負責的中書，稱之為『堂除』。至於高級、核心臣僚的任免，裁斷權則掌握在帝王手裡，即『特旨除授』（參見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依照規則，差遣任命的原則仍然是以資歷與業績為主。

以上述為主的宋朝官員晉升規章條例，看起來頗為全面、嚴密，體現出循序漸進的原則，滿足了大多數官員期待公平的願望，符合宋朝一貫求穩的秩序原則。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往往暴露出流於形式的問題，如考課制度重在考察履歷所反映的年限資歷，磨勘制同樣以審核檔案文書是否齊備為主，業績方面的內容反而常常被忽視，因此普通官員但凡沒有顯著罪過，大多能通過年限資歷獲得階官上的提升（葉夢得：【石林燕語】卷3）。即如宋人所說：『限年而校功，循階而進秩。』（蘇頌：【蘇魏公文集】卷34【承制以上磨勘詞】）於是，『論資排輩』實際上左右了官員的晉升結果，既導致了人才的積壓，也造成大量庸官存在，所謂『不問其功而問其久』，『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李覯：【李覯集】卷22【精課】、卷1【長江賦】）。與此同時，刻板的制度時常被主管機構的官吏利用，成為索賄斂財的工具。如宋高宗時，官員在申請改官時經常遭到主管人員的刁難，材料稍有瑕疵，便被退回。於是，以行賄方式通關的現象司空見慣。據時人反映，改官者若沒有500貫打點，縱然有5份薦舉書，也不能通過，故士人都說：『無五百千，莫近臨安。』一些無錢疏通的孤寒之士，只得不顧廉恥地向權貴獻媚，以求取推薦，否則就落得『終身為選人，老死不得改官』的結局（【歷代名臣奏議】卷49【治道】胡銓上言）。事實上，手握大權的官員還可以曲解條規，特別是在差遣程序上干涉主管機關行使職權。如北宋中後期，宰相常常不顧吏部的職責，隨意擴大『堂除』的範圍，甚至干預到某些下級官闕的任命。正因為如此，宰臣呂夷簡在任期間，『進用者多出其門』的問題，曾遭到范仲淹的激烈抨擊（【宋史】卷314【范仲淹傳】、卷311【呂夷簡傳】）。宋哲宗時，元老大臣文彥博、宰相呂公著以及呂大防等人的親屬子弟，都破例得到升遷，被言官批評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13，元祐三年八月辛丑）。因而，各種晉升制度只適用於常態下對普通官員的約束，但卻無法阻擋潛規則的干擾。

宋朝末年，秩序混亂，公開的晉升規制更是受到各種潛規則的肆意衝擊，加劇了官場積弊的危害程度。如徽宗時期，長期當權的蔡京隨意操弄官爵，其家族滿門占據要津不說，凡有關聯的人也可獲得重用。據宋人筆記記載：蔡京之弟蔡卞為某位州學教授說情，蔡京當即答應提拔為提學。蔡卞又稱此人家貧，非到待遇優厚之處不可，蔡京便提筆補上『河北西路』幾個字。福建路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給蔡府獻上新茶，蔡京隨手書寫『秘撰、運副』的批示，交代有關部門辦理（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15【蔡京除吏】）。還有隨後的宰相王黼，其14歲的兒子竟能獲得待制的職銜，被譏諷為『胡孫待制』（陸游：【老學庵筆記】卷10）。而南宋某些時期更是權臣當道，加深了選拔制度的積弊，如秦檜除了重用親朋故舊之外，還對逢迎追隨者破格提拔，時人即指出，『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岳珂：【桯史】卷7【朝士留刺】）。

（作者：陳峰，系西北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