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齊魯先賢富民思想管窺

齊、魯作為先秦文化的重要源頭，湧現出呂尚、管仲、晏嬰、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先聖先賢，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貢獻，僅就『富民』思想而言，齊魯先賢的不少思想主張今天看來仍有很好的啟示或借鑑意義。

治國之要，首在富民。齊魯先賢，不論孔子、墨子，還是管子、晏子等，都秉承了【尚書】『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從而對古代的國家治理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如【管子·治國】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認為，治國之要，首在使民眾富裕，民眾富裕就易於治理，否則難以駕馭。因此治理得好的國家往往是比較富足的，社會政治混亂之國常常與貧窮相伴。在管仲看來，道德水平與經濟水平相輔相成，經濟水平高了，道德水準自然而然會提高，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從而形成了先富足而後方可教化的思想。孔子亦是如此，【論語·顏淵】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由此可見，孔子把『足食』放在首位，認為為政為官者，應首先考慮民眾的生活問題，只有生活富足了，才能對其進行禮儀教化，社會才能進步，因此【論語·子路】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知，管子、孔子主張民眾先富而後禮、後教的思想和具體做法，與【尚書】『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思想一脈相承，並且逐步形成了先秦時期延續不斷的重民思想傳統。

因地制宜，重視工商。齊國開國之君呂尚初到齊地時，面對的環境非常惡劣，地多鹽鹼，不宜耕種，人煙稀少，荒草叢生。面對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呂尚因地制宜，在注重改良土地、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利用境內礦藏、魚鹽等資源豐富的特點，大力發展冶煉業、漁鹽業、絲麻紡織業等手工業，如【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此外，他還利用齊國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傳統的優勢，着力發展商業，推行與列國通商的外貿政策，如桓寬【鹽鐵論】載：『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強國。』

利民惠民，與民恆產。管仲輔佐齊桓公，注重發展經濟，『設輕重漁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孔子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曾褒揚施恩惠於民的鄭國大夫子產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弟子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止）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如果能做到廣泛地施惠於民，並能在貧困時救濟大眾，哪裏僅是仁道，那一定是聖德了！恐怕堯舜也擔心難以做到呀！孟子主張給民以恆產。他認為，君主應使民眾對土地擁有常年耕種的權利。恆產不僅是農民生活的物質保障，同時也是統治者能否有效實行統治的重要條件。【孟子·梁惠王上】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認為，百姓有了固定的土地，有了生活保障，還要辦好學校，反覆地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等道理來教育他們。百姓衣食無憂，加之良好的文明教化，君王的地位就必然穩定。

推行仁政，輕徭薄賦。富民是愛民的最好體現，作為執政者，首先要對民眾有仁愛之心。孔子面對『苛政猛於虎』的現實，極力倡導仁政，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倡導『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讚揚大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論語·泰伯】）。管子堅守對老百姓『愛之、益之、利之、安之』的主張（【管子·樞言】），提出『寬政役、敬百姓』，『省刑罰、薄賦斂』的政策（【管子·小匡】）。晏子面對『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的廣大災民，勸諫齊景公不能終日聲色犬馬，不顧百姓饑寒，力陳不愛民恤民之害，促使景公賑濟災民。又勸諫齊景公輕徭薄賦，不能『厚取於民，而薄其施』（【晏子春秋·問上】）。景公好大喜功，不恤民力，長年役使百姓，修築高台、宮殿、道路，百姓不堪其苦。晏子以楚靈王的事實做比較，警示景公不恤民力的危害，勸其停止這些工程。孟子也主張施行仁政，輕徭薄賦，他勸諫當政者說：『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勤勞致富，以貧為恥。富裕是民眾的普遍願望。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論語·裏仁】）又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充分表達了他對富貴的態度。但是，富裕不是嘴上說說就能得來的，要靠自己的勤勞，通過辛勤勞作才能致富。孔子鄙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人，並且說：『邦有道，貧且賤也，恥也。』國家政治清明，別人都逐步富裕了，而自己還總是貧窮，那就是恥辱。致富是每個人的事，不能只是依賴國家和別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

拒奢尚儉，節用裕民。晏子反對奢靡之風，反對厚葬，倡導勤儉節約。【史記·管晏列傳】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直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晏子春秋】對晏嬰的節儉多有記載。例如齊景公賜他千戶之縣為食邑，他一再推辭不受。為他建新宅，賜良馬大車，也不接受。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不捨棄。這種節儉樸素的生活作風為齊國君民樹立了良好榜樣。荀子著有【富國】一文，其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荀子認為，國家實現富足的途徑是節約用度，妥善儲藏多餘的財物。節約費用依靠禮制，使民眾富裕依靠政策。他認識到生產、分配、消費是一個統一的經濟過程。生產是基礎，而分配和消費制約着生產。墨子甚至發出『節儉則昌，淫佚則亡』（【墨子·辭過】）的警告，認為節約是富國安邦的重要手段。

（作者：王永輝 高尚舉，分別系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