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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技文化繁榮與工匠精神

國學新聞| 文化論壇

2018-7-30 22:38| 發佈者: 延章| 查看: 2614| 評論: 0|原作者: 劉緒義|來自: 光明日報

摘要: 宋刻本【古文苑九卷】,國家圖書館藏 宋刻本【農書三卷】,河南省圖書館藏 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內宋代書坊模型資料圖片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中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 ...

宋刻本【古文苑九卷】,國家圖書館藏

宋刻本【農書三卷】,河南省圖書館藏

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內宋代書坊模型資料圖片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中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無論是土木工程還是航海技術,無論是印刷還是火藥,無論是機械、紡織還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離不開工匠精神。    

宋版書為何價值連城

明嘉靖年間,進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裏藏有宋刻版【後漢記】一書,書中還有陸游、謝疊山等前朝名士的親筆題簽,這一消息對於一個痴迷宋版書的藏書家而言,無異於找到一個地下寶藏,內心十分激動,便托人去向主人商談轉讓價格。書的主人放出話來,書價免談,除非用一位美婢來換。看來書的主人對朱大韶愛書之癖了如指掌,便想出了這樣一個主意。

沒想到,朱大韶愛宋版書更勝過愛美人,得知書的主人提出的條件後,他毫不猶豫地決定用心愛的美婢來換取這部書。

而跟在朱大韶身邊多年的這位美婢受其薰陶,頗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決定後非常傷心,臨行前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詩:

無端割愛出深閨,尤勝前人換馬時。

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

——你現在用我去換書,無端捨棄我,比古人換馬還決絕,以後咱們相遇了你也別難過別後悔,就像春風吹過路旁的樹枝,我們就形同路人了。

朱大韶不僅是書痴,也是情種,讀到詩後方才後悔不迭,從此對她日思夜想,竟然憂鬱成疾,很快就死了。

與朱大韶以美婢換得宋版書類似的趣談還有很多。

明代大文豪王世貞就不惜以一座祖傳產業山莊來換一部宋刻善本書。一個偶然的機會,王世貞遇到書商出售宋刻【兩漢書】(【漢書】與【後漢書】的合刻),非常欣喜,奈何手中買書的錢不夠,求書心切的王世貞便與書商商議,以自家的一座山莊來換取這部書。

明末藏書家毛晉建有著名的藏書樓汲古閣,而且還雇高手將宋元刻本另行手抄出版,『窮搜遍索四海枯,手抄筆錄近蠹魚。汗牛充棟十萬卷,流布天下古今無』。為了求得宋版書,他在自家門口貼了一張告示,願以每頁200文錢的價格求購宋版書:『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以至於時人稱:『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

清代藏書家、浙江海寧人馬思贊嗜書如痴,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陸狀元通鑑】,多次求購未成。然而,天緣湊泊,機遇垂青,後來查家要安葬親人,選定的吉地正是馬家的田土,馬思贊聞訊喜出望外,即以良田十畝換取了這部書。

清代乾嘉時期有『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之稱的蘇州藏書家黃丕烈,積半生之力先後收藏宋版書達二百多部,並專建一房貯藏,命名為『百宋一廛』。他還首開祭書禮,每到年末,他就把自己心愛的書陳列在案頭,用鮮花作供,焚香,然後大禮參拜。

為什麼宋版書價值連城,值得用良田美女來換?我們先來看看學術界對宋版書的評價。

第一,宋版書富有美學品位。宋版書的版式風格美觀大方活潑多樣。雕版印刷技術至宋代已臻成熟,無論書寫還是刻印都相當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在收藏界,素來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說法。

明代嘉靖年間的錢塘學者高濂指出宋版書的優點是:『宋代刻書,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故以宋刻為善。』

第二,宋版書的用紙與裝幀富有特色。宋人印書多用皮紙和麻紙,這種紙紋理堅緻有韌性,印出來的書版式疏朗雅潔,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數。

宋版書的裝訂形式多採用『蝴蝶裝』。方法是將書頁面對面相對摺齊,在書頁反面版心的地方用糨糊粘連,再用較厚的紙包裹作為書皮;從外表看,厚皮包背,相當於現代的精裝本,但更便於閱讀。讀者翻閱時,書頁兩邊打開,平坦不用捲起,如蝴蝶雙翅,故稱『蝴蝶裝』,簡稱『蝶裝』。這種裝幀方式要勝過清代盛行的『線裝書』。雖然『線裝書』在宋代也已出現,但時人就發現線裝書有一個缺點:『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

第三,宋版書的刻書選用字體非常講究。宋代三大刻書中心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麗俊俏的歐體字;蜀本多用雄偉樸拙的顏體字;建本字形介於顏、柳之間,橫輕豎重。印書用墨也很講究,色澤清純勻淨。今人稱用料、印刷、裝幀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而宋版書卻還有書法美學的內涵在,這一點是後代不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書家曹溶為另一著名藏書家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撰序時,明確地闡述他藏書的標準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

也許人們覺得宋版書價值連城是因為『物以稀為貴』,其實這種想法是片面的。書的價值主要在於其閱讀價值,宋版書的可貴就在於其刻書的質量,否則不會成為學者們特別是目錄學家治學的重要依據。

工匠精神推動宋代科技文化繁榮

『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以文德致治。』宋太宗的這句話揭示了宋人對書的重視。宋代的出版業非常繁榮,有官刻、家刻、坊刻三種。學術界稱官刻刊印裝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審,坊刻內容廣泛,總之各有特點。

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即開始刻印歷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經】——【開寶藏】,歷時12年,刻書1076部。這次大規模的雕版印刷,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印刷經驗,還培養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書數量之多,效率之高,達到前無古人的地步。紹興二年(1132),湖州(吳興)王永從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資福禪院大藏經】,全經5480卷,用時僅一年,參加刻經的工匠多達260餘人。有宋一代刻書總量11000多部,幾乎達到了西漢至五代的一半。

數量和效率並沒有影響刻書的質量,這不得不歸功於其工匠精神。

從上面提到的宋版書三大價值中就可以看出來,宋代刻書工匠不僅富有創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細刻。這些工匠可以說都是善於一種或幾種書法的巧匠,其審美水平絕不亞於今天的文人。從筆畫到插圖,從版式到字號,從校對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這其間工匠們精湛的藝術功力和敬業專注的職業精神,盡在字裏行間。可以說,蘊含在宋版書裏的工匠精神,堪稱真正的中國製造。這裏面包含着書法美學、雕刻工藝學、排版學、校對學等多門學問。

宋代詞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說:『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見,時人對印書的標準、等級有着清醒的認識,易成者難工。

宋版書只是宋代工匠精神的一個縮影,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中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是的,無論是土木工程還是航海技術,無論是印刷還是火藥,無論是機械、紡織還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離不開工匠精神。

宋版書本身也是宋代科技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產物。開始於隋朝的雕版印刷,經宋仁宗時的畢昇發展、完善,有了活字印刷,並由蒙古人傳至歐洲,所以後人稱畢昇為印刷術的始祖。中國的印刷術是人類近代文明的先聲,為知識的廣泛傳播、交流創造了條件。

畢昇原不過是宋初的一個杭州書肆刻工。慶曆年間,他根據實踐經驗,發明了膠泥字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後便成活字。可以一字多用,反覆使用,省時省力,節約材料。這一發明,改變了歷史。這一發明,看似簡單,卻並非一日之功。試想,一個工匠,如果沒有工匠精神,天天琢磨,勇於探索創新,反覆試驗,怎麼可能有此收穫?

指南針的發明也是在宋代,前身是戰國時期的司南,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寫到他對指南針的用法做過四種試驗,即水浮法、縷懸法、指爪法和碗唇法。他還經過精密的實驗,發現磁針指示的方向並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東南,這種發現在科學上叫磁偏角。指南針的發明和傳播,促進了世界航海事業的飛躍,『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馬克思語)。這一發現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磁化技術取得了突破,又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並且導致指向器形制新的演變。

作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約瑟語)的沈括,其背後科技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工匠和工匠精神。【武經總要】記載:『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型,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這就是利用地球磁場使鐵片磁化的人工磁化技術,其中每一個細節都彰顯出偉大的工匠精神。

宋代的醫學成就也令人矚目,特別是針灸。王維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的『宋天聖針灸銅人』這一醫學史上重大創舉就非常具有工匠精神。銅人由青銅鑄成,身高和成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體格健美,有頭髮及發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褲及腰帶;人形正立,兩手平伸,掌心向前。銅人被澆鑄成前後兩部分,利用特製的插頭來拆卸組合,體現了當時較高的人體美學和鑄造工藝。

愈是重大的科技創新愈是需要工藝精神,北宋末年李誡的【營造法式】是建築技術的總結。建築學家喻皓不僅寫出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木經】,還親自設計、主持建造了13層高360尺的開封開寶寺木塔。天文學家蘇頌編著的【新儀象法要】,代表11世紀中國在天文學方面的重要成就,他與韓公廉研製的『水運儀象台』,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鐘。這些都凝結着宋代工匠的智慧和銳意進取、潛心專注的工匠精神。

洪邁【夷堅志】記載了許多宋代市井百工如醫工、園藝工、陶工、鑄造工、雕塑工等,他們中大多有巧奪天工的神奇技藝,如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一個從四川來的叫劉幻的園藝工,憑着高超的嫁接術和獨特的工藝,於正月間,形成奇花競開的局面,『枝萼晶瑩,品色迥絕。酴醿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蓮重台,繁香芳郁,光景粲絢,不可勝述』。或者有着嚴謹求精的科學態度,如弋陽人易生,好觀星象,慶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饒城,與同行徐謙討論曆法。二人都發現近旬日月的推演計算有差誤,為了進一步核實具體的誤差,二人不懼寒露、勤勉執着地觀看天象,探究其原因和規律。或者熱愛生活、敢於科學幻想,如有人想發明保溫瓶,有人想進行器官移植。

連繪畫都不例外,陳聰景認為,兩宋花鳥畫能取得輝煌的成就,都是以宋代花鳥畫家有着嚴謹專注、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工匠精神為支撐,也是他們崇尚修為深度及追求品格高度的必然結果。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麼來的

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載的工匠精神是怎麼來的呢?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書籍,需經過若干道精細工序才能最後完成,都有賴於一批刻書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國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湮、牛宥、楊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從一家刻書就能僱傭到260多個工匠,由此可見,宋代刻書工匠之多。【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即早辰橋、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謂之雜貨工匠,……隨手即就』。此時的江南雖稱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書業發達的重要原因。據張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裝褙工】一文考證:宋代刻工可考者約有3千餘人。日本書志學者長澤規矩也潛心於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編】。

北宋呂正臣,『募工徒,斬木鍛鐵,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御,其器皆呂氏作也』(李昭玘【樂靜集】)。這說明呂氏之成功得益於他重視招募高級工匠。宋代發達的礦冶煉鋼、營造技術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撐。能工巧匠一多,社會上科技氛圍就更濃郁,還激發了工藝競爭和經驗總結。印刷術又促進了科技書籍的刊行、推廣和普及,北宋刊刻發行的【算經十書】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數學書。宋代甚至還出現罕見的數量豐富的科技碑刻,不僅傳播了科技知識,而且營造了濃厚的科技氛圍。

宋代工匠之多,離不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宋代工匠的社會地位很高。在中國古代大部分歷史時期,士農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雖然【考工典】說,『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墨子】也說過:『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然而,宋以前佔主流的儒家卻始終將工視為『末業』,是奇淫巧技,讓人玩物喪志。

到了北宋時期,由於政府的倡導、重視,以及市民社會的發展,這一觀念的束縛被衝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業獲得飛速發展,工匠和工匠技藝越來越受人重視。表現在人才政策上,開寶三年(970年)正月朝廷發佈【舉孝悌詔】,要求『孝悌彰聞、德行昭著、擅鄉曲之譽、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舉,但又規定『有奇才異行者,不拘此限』。宋真宗以後,制舉錄取對實用技術人才的選拔趨於定製和穩定。

北宋末年,士農工商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開始從事工商貿易活動。徽宗時期的宰相李邦彥就是銀匠出身:『李太宰邦彥起於銀行,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為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出宰相正為嘉事,何恥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門第的限制,這從制度上有利於工匠地位的提升。

宋代陳襄筆下【百工由聖人作賦】中的工匠簡直是一種有着哲匠般崇高的職業:『統爾六職,良哉百工。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崇。辦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睿以興功。賾姬旦之明文,見東官之盛典。謂夫智之出也,始創物以興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盡善。嘉眾藝之勃興,本聖謀而不闡。攻金攻木資浚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顯。自茲立器為利,因材究奇。雖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規為。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且夫國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率皆因上聖以資始,致宏規而綽備。依於法而游於藝,肇自神謨。智者憂而巧者勞,出由睿意……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伊眾制之雖盛,非聖作以奚由……雖雲代守其業,但見作者之聖……祖述雖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按乃度程,實聰明之製作勤乎,朴資睿哲之經綸……今上方稽古,道而復淳,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到了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指出:『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葉適的門生、學者陳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將工匠與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對於國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俸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這就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襲等傳統。

入明以後,嚴格的匠籍制度規定匠不離局、匠役永充,凡被編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脫籍,這些規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試想,一個社會如果工匠沒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識就會喪失,其職業精神、創新精神焉在?遑論工匠精神!

宋代重視科技教育,設立算學、醫學、武學等專科學校也給我們一個啟示,要重視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的重點當然是培養能工巧匠,以及工匠們的職業精神和創新意識,然而當前社會上卻普遍瞧不起職業教育、職業院校。在人們的意識裏,只有成績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學的人不得已才會進職業院校。甚至很多職業院校畢業的學生自己都沒有自信,感覺低人一等。這樣的社會意識、自我意識怎麼培養工匠精神?倡導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現代工匠的社會地位。

其實,各行各業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職業精神。具體反映職業精神的一點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書者往往把刻書工匠的姓名、堂號,或書坊字號、刻書年月等事項刻於書中。這不同於一般質量考核而規定的『物勒工名』,而是一種自我意識或者說職業榮耀。這也就發展成了後來的版本版權之說。如紹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末刻:『公羊公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浙江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舊,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工匠通過自己的勞動,不斷積累財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地位。宋代工匠的經濟收入前人有過研究,北宋慶曆年間,『都下馬吉以殺雞為業,每殺一雞,得佣錢十文,日有數百錢』。在市場上以殺雞為業的小工每天的工價是數百錢。宋徽宗年間,州縣官往外地赴任,需僱人搬家,『日給雇錢人二百,往往遠指程驛,務多得雇錢』,可知當時搬運工的日工價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樂生者,任水鬻於市,得百錢即罷休。以其僦屋飲食之餘,遨嬉於邸戲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常。』每天賺到100文錢,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樂。由此可以推知刻書工匠的收入,絕不會低於普通工匠。

這一傳統延續到明朝中後期的江南,工匠在經濟上都是較為富裕的。『萬曆三年巡撫宋儀望裁定徭裏會計冊:學道書院門子一名銀二兩……胥門逓運所防夫十名裁革共減銀六十兩;稅課司巡攔十一名裁革共減銀三十三兩;工部織羅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幫役銀一十兩八錢,共銀五十四兩。』可見,工匠的工資是根據其價值來分等級的。

按照價值交換原則,只有讓工匠按勞取酬,享受與之匹配的經濟收入,感受到勞動尊嚴,方能推動其科技文化自信,激發出其職業精神,從而培養出工匠精神。

(作者:劉緒義,系國家稅務總局長沙稅務幹部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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