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歷史演義的緣起

【司馬光像】，見清代上官周繪【晚笑堂畫傳】。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發端於明代的歷史演義，而歷史演義的興起又與宋元以來【資治通鑑】的簡約化、通俗化息息相關。以往學者們在探討歷史演義之生成時，一般多強調民間講史與紀傳體類史書的孕育之功，卻較少關注【資治通鑑】的影響。實際上，正是【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的不斷通俗化，才催生出明代的歷史演義創作熱。

司馬光編修的【通鑑】一經問世，就備受統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推崇與青睞。宋神宗認為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宋高宗、孝宗等均熟讀之。朱熹還喻之為不可或缺的『桑麻谷粟』（【朱子語類】）。不過，該書多達294卷，約300萬字，難免讓人望而生畏。司馬光在世時即慨嘆，通讀此書者，惟王勝之一人。鑑於此，朱熹便以【通鑑】為基礎，從【通鑑】中節取事實，編成了一部簡明扼要的【資治通鑑綱目】（以下簡稱【綱目】），其篇幅只有59卷，為【通鑑】的五分之一。該書明正統，斥篡賊，立綱常，扶名教，除史弊，法【春秋】，綱舉目張，便於觀覽，深合封建君臣、士人強調正統、教化的政治文化心理，以及社會受眾對史著由繁趨簡的閱讀需求。故而【綱目】產生不久，就得到了南宋統治者的重視，並成為經筵講讀的重要內容，學者亦多以之為史學不易之經典。如尹起莘在【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中就說：『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黜佞邪，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先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者也。』為使【綱目】更加通俗，元代註疏發明【綱目】的著作已有數十家之多，由此開啟了【通鑑】『通俗化』之旅。

及至明代，朱熹的【綱目】更受統治者推崇。明憲宗朱見深認為『是書足以繼先聖之【春秋】，為後人之軌範，不可不廣其傳也』（【明憲宗實錄】）。明孝宗朱祐樘則『患其繁多，特敕翰林儒臣撮其要略』，撰成【歷代通鑑纂要】。文人學士對【綱目】也是大力稱揚。如楊士奇即云：『其書則孔子作【春秋】之義，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於治道者也。』（【綱目集覽正誤序】）至於從事【綱目】之研習、節編、推廣者，亦大有人在，如劉剡的【資治通鑑節要續編】、李東陽的【歷代通鑑纂要】等。而民間書坊主也很快從中受到啟發，紛紛節略、縮編【綱目】，甚至別出心裁地將【通鑑】【綱目】兩書精簡合編為【綱鑑】。如建陽書林余氏雙峰堂刊【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凡例】即云：『綱鑑二書，古來未有合編者。合之，自荊川唐老師始，總之為舉業家祈捷徑也。』明建陽書林熊沖宇刊【歷代紀要綱鑑】的『告白』亦云：『【綱鑑】一書，坊間混刻多矣，其間綱目不備，旨意不詳，實乃發蒙之病也。今柴溪蘇先生留意刪補【綱鑑全補】，標題旨意精詳，以為舉業一助。』可見這種精簡本【綱鑑】，當時已成為明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的重要參考書，以至於就連私塾蒙學也以【綱鑑】作為教材。如謝肇淛【五雜俎】云：『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

總之，由於【通鑑】特別是【綱目】等被帝王、士人們視為『資治』之工具、『讀史之捷徑』、『興教化，淑人心』之利器，以及科舉考試、蒙學之輔助讀物，故而受到社會民眾的普遍歡迎，得到極其廣泛的流傳，成為普及於世的歷史教科書。筆者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編年類】統計，現存明代萬曆以前的『通鑑』類史書有20餘種，而【綱目】類史書則有140餘種，不僅數量繁多，而且明顯呈現出將【通鑑】簡約化、通俗化，乃至逐漸由【綱目】【綱鑑】取代【通鑑】的趨向。特別是坊本【綱目】類史書，不僅簡明扼要，文中還多附句讀、注音、釋義、圈點、考異、批評等，其通俗之意昭然。

不過，對於識字不多的普通民眾來說，【通鑑】經過『綱目化』『綱鑑化』之後仍然不夠通俗易懂，更不消說生動有趣了。所以，為了滿足一般民眾了解歷史知識、喜讀歷史人物故事的渴求，就有必要將【綱目】類史書進一步通俗化、故事化。於是，明代的一大批『按鑒』通俗演義小說就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了。

明代人最初編創歷代通俗歷史演義，幾乎莫不以『按鑒』相標榜。如【按鑒演義全像列國評林】【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新刊按鑒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等。

他們之所以打出『按鑒演義』的旗號，乃是因為【通鑑】通俗化已成為一種時代潮流，『按鑒』正是為了投時俗之所好。如明前中期，建安書坊清白堂主人楊氏、雙峰堂主人余象斗等，在聘請下層文人或親自動手編撰歷史演義前就已刊售不少【綱鑑】類史書。這些書坊主從【綱鑑】類史書的流行情況，很容易測知普通民眾對通俗歷史讀物的需求及其閱讀史書存在的困難，雖然他們在刊行【綱鑑】類史書時已做了不少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仍然覺得『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不可以入俚耳』（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而民眾又有尚史之心、覽古之趣，故而為了使史書所記不致湮沒無聞，就有必要『敷衍其義，顯淺其詞』，『俾閭巷顓蒙皆得窺古人一斑』（佚名【新刻續編三國志序】）。

可見，明代人最初編寫演義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為了將【通鑑】等史書進一步通俗化，以向民眾傳播歷史知識。如余邵魚就聲稱其編寫【春秋列國志傳】，『非敢獻奇搜異，蓋欲使淺夫鄙民盡知當世之事跡也』（【列國源流總論】）。熊大木亦稱其編寫【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是欲『使愚夫愚婦亦識其意思之一二』。【隋唐兩朝志傳】的編寫者也聲稱其書欲『使兩朝事實，愚夫愚婦一覽可概見耳』。甄偉編寫【西漢通俗演義】，亦欲『使劉項之強弱，楚漢之興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

因此，歷史演義小說之肇興，確然源自於宋元特別是明中葉以來將【通鑑】等史書進一步通俗化的社會風氣，從【通鑑】→【通鑑綱目】→【通鑑節要】→【綱鑑】→『按鑒』通俗演義，走的正是一條將【通鑑】逐步普及化、通俗化的道路。

與【通鑑節要】【綱鑑】等史書相比，歷史演義編寫者基於通俗、娛眾、補史、教化等意圖，在『按鑒』的基礎上又對史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衍、生發、虛構、改造，並儘量使紛紜繁雜的史事條理化、故事化、傳奇化。這樣，歷史演義作為『小說』的藝術特性便得以強化、鮮明起來，歷史演義編寫者的『小說』意識也逐漸得以形成和確立，並最終促使『按鑒』通俗演義衍變為中國最早的長篇章回體歷史小說。

    （作者：紀德君，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