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研究中的新材料新技術

近二三十年來，圍繞儒家經典的經義、義理、語文學和歷史學，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但仍然任重道遠。以經學研究中的『二重證據法』爲例。二重證據法的實踐可以追溯到孔安國利用孔壁古文對讀伏生今文以定【古文尚書】文本。二千年來，有識之士不斷在利用這種方法考訂史實，束皙和劉知幾運用汲冢竹書，顏之推徵信秦權碑刻，歐陽修互證金石，董逌、趙明誠考訂石經，都在不斷利用這種方法和拓展其範圍。直到一個世紀前，清華大學國學院的王國維悠遊於甲骨卜辭、敦煌殘卷、西北簡牘、洛陽石經等諸多新材料之中，才將這種方法形諸文字，成爲一種理論，繼又得到陳寅恪的強化，成爲近一百年來的學術靈魂。就經學而言，王國維在提出二重證據法理論之前就對三體石經和熹平石經做了深入的研究，石經是與經學最爲密切的出土文獻，它不僅標示出漢魏唐宋各朝的標準字體，更蘊含著豐富的今古文經文本異同的信息。就出土簡帛而論，最關注新材料的王國維先生，因爲面對的只有少量的流沙墜簡，所以只能據金文字形論【詩】【書】中的成語，而現在不僅有郭店簡、上博簡的儒家經典，更有清華簡、安大簡和武威漢簡中真真切切的【書】【詩】【禮】篇章，秦漢經典文本的樣貌越來越豐富。如何沉下心來，在傳世文本和石經殘石、簡牘殘篇中去復原秦漢文本原貌，去尋找失落的漢魏經學脈絡，是我們當前經學研究和出土文獻研究的重要使命。

看清漢魏經學面貌，當然離不開清代考據學。清代考據成果浩如煙海，【四庫】僅收268種，【存目】所存308種，五種【四庫】系列叢書所收清人經部著作1897種，與正續【清經解】等去重，總數不過在2000種左右。這只是清人經部著作的五分之一左右。但即使這五分之一的經部考據之作，我們在經典研究、簡牘考證時能夠查閱多少，利用多少，總結多少？舉例而言，近一二十年研究清代三家詩者不乏其人，而大多針對王先謙等名人著作，其實清代究心三家詩者有六七十家之多，若以爲研究五家、十家就可以寫出清代三家詩研究之史，無疑是不全面的。就筆者所知，當下不少自詡爲發現與發明的經典含義、簡牘新義，其實清人早已寫入著作，傳之後世，只是被我們打入冷宮或束之高閣而已。所以當務之急，是儘可能分期分批或分類地將相關的經學著作作提要、編年，或分類彙編，或編列觀點，這樣實有利於經學專題研究。

要復原秦漢經典文本，探尋漢魏經學脈絡，僅靠傳世文本和出土殘文還遠遠不夠。張揖【廣雅】匯集了很多漢魏六朝經師亡佚的經注，王念孫發現這些經注在一定程度上較傳世的傳注更能得經典旨意。所以，漢魏六朝經注義疏的輯佚工作值得重視。經注輯佚，清儒做過很多整理，但多寡異同隨處可見。這不僅牽涉到註疏引文起訖的認定，更有古人引證的隨意和書籍版本的不同。在大部分古籍善本公布，且古籍電子化普及的當今，重新輯佚、校核、整理清人輯佚成果，既可揭示六朝經學面貌之一角，也有利於看到與前人不同的兩漢經學與經學史。

新材料、新技術不能取代經學舊傳統。清華大學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運用了最先進的多媒體技術，不僅大型而逼真的古禮儀式得以復原再現，與之相關的【儀禮】研究論文、論著也接踵產生，而其根本仍在於對【儀禮註疏】及其他古注的研讀。古禮儀式能否成功復原，取決於【儀禮】儀節研究的正確與否，兩者互相依存，互相促進。而要求得【儀禮】儀節的正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印證出土文獻，總結、依憑漢魏六朝註疏和清代考據成果。應該說，清華大學經學研究院的成立，不僅爲古禮復原和【儀禮】研究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也爲研究出土簡牘中的經典文本，梳理漢魏六朝傳注義疏和總結清代考據成果搭建了新的舞台。

    （作者：虞萬里，系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