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如何續寫【中國文學史】

1999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書影。資料圖片

1963年，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游國恩64歲。這一年，他與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出版。此後的30餘年間，該書成爲國內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文學史教材。

199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袁行霈63歲。這一年，他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出版。此後至今的近20年間，這部教材廣爲全國各高校所選用。

十年、二十年之後，當今天的中青年學者年至花甲，進入學術成熟期的他們，將如何書寫屬於自己時代的文學史？

日前，在【文學遺產】編輯部舉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中青年學者座談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程蘇東提起了袁行霈的判斷：一部優秀的文學史，代表著一代人的知識趣味、價值觀念和敘述方式，其理想壽命大概是三十年。因此，若干年後，必然會出現新的文學史。

『如果真有一天，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我們手上，我們能做好準備嗎？』程蘇東有些忐忑。

面對繼承、突破、創新的學術使命，不少中青年學者像程蘇東一樣：忐忑，甚至困惑、焦慮。與此同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這些已在學界嶄露頭角的新一代學人，對學術的情懷猶在，銳氣猶存，思考仍在繼續，腳步未曾停歇。

1.從『跑馬圈地』到『精耕細作』

『我們四十歲左右的人生歷程與改革開放幾乎完全同步，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走入研究領域的時間多在21世紀以後，顯得相對滯後。』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葉楚炎提出，21世紀以後入行的學者，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來古代文學領域內積累起來的豐碩成果，但換個角度看，這也就意味著陷入無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趨的尷尬境地。

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程蘇東發現，在他所專注的先秦兩漢範圍內，『【莊子】的散文藝術』『【史記】的敘事藝術』之類的重要文學問題，已經被前輩學者論述得非常充分，於是他一度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從文學轉向經學。

當前輩學者的『跑馬圈地』告一段落，後輩學者的『精耕細作』則是必然。如今，古籍資料庫的湧現，域外漢籍的回歸，文獻整理出版的加速，不僅爲學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也使舊材料的檢索、利用更爲便捷，爲『精耕細作』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過去，【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偽，一直是古代小說研究界爭論的一個焦點話題。根據新發現的【〖儒林外史〗題辭】，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鄭志良得出了『我們可以確信這一回是吳敬梓原稿所固有』的結論。這被視爲利用新材料取得新突破的一個典型案例。

『在做博士後時，合作導師讓我做「【陶淵明集】研究」這個課題。我當時整個人是慌的。【陶淵明集】研究，前有袁行霈先生那座高峰，我們怎麼爬過去？』隨著研究深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蔡丹君發現，過去的【陶淵明集】研究更加看重時代更早的宋代刻本，卻忽略了對傳播陶淵明作品起到重要作用的明代、清代刻本，而且學界沒有對前人的文獻整理工作進行追根問底的思考，『我們去看宋遞修本的【陶淵明集】，其中有一頁與其他頁不一樣，明顯是補進去的，它是從哪兒來的？像這樣在我們眼皮底下的問題，從沒有人討論過。』

在有些學者爲尋找研究題目而犯難的同時，主要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卞東波，卻在感慨題目多得做不完。

『域外所存的漢籍資料可以用「海量」來形容，目前已經影印與整理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卞東波看來，域外漢籍與古代文學的綜合研究已經成了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也是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跑馬圈地式的淺層次開荒算不上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更不會導致學術研究領域和論題的枯竭。學術研究沒有止境，研究領域和論題也決不會有枯竭的一天。』許昌學院副教授姜榮剛認爲，『我們不僅不應對未來悲觀，反而應該更加充滿期待。』

2.從『乾巴巴』到『人情味』

『我們都是抱著對文學的熱愛來到中文系，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鵬飛道出了很多學者的『初心』。不過，真正走進學術圈，他們很快發現，自己的研究不得不與文學漸行漸遠。

當下學界關注『文獻』太多，關注『文學』太少，是讓中青年學者離文學越來越遠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爲改革開放的親歷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梳理了近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脈絡：80年代初，藝術分析成爲熱點；1985年，轉向方法論研究；90年代，方法論退潮，文獻整理與研究『井噴』；2011年，開始呼籲文學研究要以『人』爲中心。

不可否認的是，90年代文獻『井噴』的影響波及至今。劉躍進觀察到：『學者在申請一些重大項目時，課題如果沾上「文獻」，就容易通過，而且文獻整理的規模越大越好。』查看一下不久前公布的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名單，在古代文學領域，『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國古代都城文化與古代文學及相關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園林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等與『文獻』相關的項目著實不少。

『對作者、文獻、時代背景等客觀知識的研究當然是特別必要的，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但是現在太多的研究就停留在這個地步。』閱讀了近年來發表的大量論著，李鵬飛認爲，文學的研究不應該完全是這樣，『不僅和我同輩的學者，很多年輕的碩士生、博士生也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雖然文獻的整理出版日益豐富，但文獻的利用情況卻並不盡如人意。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吳真注意到，近來在權威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作者提出自己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其實，1938年學者就發掘了這些材料。

『這些文獻已經發現80年了，爲什麼今天的學者在研究時還認爲是新材料呢？』吳真指出，近些年，在她所從事的古代戲曲領域，以往堪稱罕見的海內外古籍大量整理出版，但學界並沒好好消化這些『井噴』式湧現的文獻，『幾十年積攢下來一屋子的磚瓦，我們要用它們來建造什麼樣的學術大廈？』

現在，吳真日漸認同一些前輩學者的看法：文學研究最本位的關注點還是應該指向『人』，『具體到戲曲研究中，就是社會制度中的人、歷史事件中的人、地方文化網絡中的人、演劇環境中的人，是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活動構築了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

爲什麼有的研究看起來乾巴巴？爲什麼有的研究充滿了人情味？幾年前，劉躍進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研究文學史，如同研究歷史一樣，中心還是人。研究者通過不同的途徑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所謂了解的同情，大約在此。』

如今，劉躍進的觀點引起越來越多中青年學者的共鳴。對於十年、二十年之後的新文學史，人們或許可以有這樣的期待：更爲真切的人文關懷，更多活生生的『人』。

（本報記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