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抒情達意的初始階段

編者按

如何建立中國文學批評的話語體系，是學術界十分重視並一直探討的問題，而其中梳理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觀念和標準，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如何看待『詩言志』？胡大雷教授提出，『詩言志』在文藝批評話語系統中只是抒情達意的初始階段，那麼如何深化抒情達意，一是強化詩的語言表達，二是強化詩的表現手法，由此決定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幾大走向。『文筆之辨』是中古文學理論中的重要話題，米曉燕副教授將之分為三個階段，認為『沈詩任筆』在其中起着特殊作用，它反映了時人對『文筆』的態度與評價，見證了以韻來劃分文筆標準的階段，又開啟了以審美為區分原則的新文筆之分。鄧建教授的【中國古代文學的選本】認為，在重視選本的文獻考證的同時，還要重視對選本的理論闡釋，挖掘選本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張慶利）

馬和之【鹿鳴之什圖卷】（局部） 資料圖片

【尚書·堯典】提出『詩言志』，晉代陸機提出『詩緣情』；『詩言志』說的是詩歌要幹什麼，『詩緣情』說的是詩歌源自什麼。二者在具體的語境中或有對立，或指合乎禮教，或指『私情』，但一般概指抒情達意，嚴忌【哀時命】所謂『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屬詩』，孔穎達更直稱『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稱『詩言志』是我國古代詩論『開山的綱領』，這是『詩言志』在詩論話語系統中的意蘊，世人多有論述；但『詩言志』原始於文藝批評話語系統，這個話語系統中的『詩言志』是什麼意蘊，其意蘊又對詩歌走向有着怎樣的影響，卻值得進一步探討。

【尚書·堯典】中稱『詩言志』只是抒情達意的初始階段，其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在【尚書】中，『詩言志』本是『教胄子』的一個環節，符合『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總體目標，最終達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的效果。從其中『詩、歌、聲、律、和、舞』的遞進排列，可以看到在文藝批評的話語系統中，就抒情達意來說，詩為初始階段，舞為高級階段，為高端化的終結。【毛詩序】的論述，對這一點看得更清楚：『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從文中的幾個『不足』，可知在這個過程中，言『不足』而嗟嘆之為詩，詩『不足』而為歌，歌『不足』而為舞，是一種遞進關係，即傅毅【舞賦】『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的『詩、聲、形』的遞進。所以，詩、歌必定是配合舞的，即【左傳】載：『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以『舞』為尚，『歌詩必類』的對象，舞也。

既然『詩言志』在文藝批評話語系統中只是抒情達意的初始階段，那麼就有如何深化抒情達意的問題，一方面是強化詩的語言表達，如陸賈【新語·慎微】言：『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以得利，而性得以治。』另一方面則是強化詩的表現手法，於是就決定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幾大走向。

其一，詩的文藝化、音樂化與歌、樂府的崇尚。我國遠古時期留存下來的大都是歌，從這個事實就可知最早期的詩以歌為主。再從『詩三百』說，其本重『以聲為用』，【左傳】載：季札到魯國『請觀於周樂』，其多曰『美哉』！杜預註：『美其聲。』孔穎達疏：『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禮記·樂記】稱『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審樂以知政』；所以【荀子·樂論】稱『君子以鐘鼓道志』、【周禮·大司樂】稱『以樂語教國子』等。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詩三百』漸漸從『以聲為用』進入『以義為用』，外交賦詩的『斷章取義』，明確指出用的是詩作章句的文字之『義』。【墨子·公孟】稱『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稱詩有誦、器、歌、舞四種傳播方式，隨着『禮崩樂壞』，『以義為用』意味着『誦詩三百』占據了主導地位。但伴隨着這個進程的是楚歌興起，而且到漢代依舊興盛。漢代詩歌的文藝化，最主要表現是漢樂府的興起，【漢書·藝文志】稱：『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又多文人創作，【漢書·禮樂志】稱，『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藝文志】『序詩賦』，『詩』即文藝化的『歌詩』，計『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民間創作與文人創作大致各半。可以說，詩與歌的共同發展構成了整部中國古代詩歌史，徒詩與歌、樂府、詞、曲等各占半壁江山，有時甚或分量更大一些。

詩的文藝化、音樂化的另一直接後果就是詩的格律化進程，鍾嶸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諷讀』的『口吻調利』的原動力就在於詩本來就有文藝化、音樂化的崇尚與要求；而詩的格律化不僅是『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而已，更是抒情達意的要求。

    其二，既然『詩言志』只是抒情達意的初始階段，而身體動作的『舞』為高級階段，那麼『詩』也尋求對『身體動作』敘寫的追求。於是我們看到，漢代詩歌還有如酈炎【見志詩】、仲長統【述志詩】等標明純粹『言志』的作品，但並不多，漢末流行的是無名氏古詩、雜詩，之所以沒有標題，就是因為其『言志』的意向與內容不明確，而多是對人生的敘寫。自建安時代起，詩歌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即強化對人生經歷的敘寫，以達到抒情達意的目的，葉燮【原詩】對此種傾向有所總結，其云：『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為創，此變之始也。』待南朝時，批評家強調的抒情達意，都是與人生經歷、身體行為聯繫在一起的，鍾嶸【詩品序】：『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盪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所謂『立象以盡意』，對人生經歷、身體行為的敘寫，更能抒情達意吧！

於是，【文選】詩、賦的類型中，『情、志』成為小類，如賦十五類而『情、志』各有一類；詩二十三類，有『情、志』意味的為『勸勵』類、『詠懷』類、『哀傷』類、『雜詩』類等。【文選】詩的大多數類別，都是指向人生經歷、身體行為的，除了以作詩的體式為類如樂府、雜歌外，其他或以作詩的外在目的為類，或以詩作的內容為類。不是說非『情、志』類的詩賦就不抒情達意，而是說，這些作品更多的是以身體行為、人生經歷來抒情達意。

其三，古稱『詩言志』只是抒情達意的初始階段，而在文學史的某個階段，則有以詩的說理來強化其抒情達意，於是就有玄言詩的極度作法。何謂玄言詩？即以玄學思想方法體悟玄理的詩。玄言詩的根本特點是漢末王弼提出來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湯用彤【言意之辨】解釋說：『略於具體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論天道則不拘於構成質料，而進探本體存在；論人事則輕忽有形之粗跡，而專期神理之妙用。』所謂『得意』大於一切。如晉人孫統【蘭亭詩】：『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玄同，競異摽旨。平勃運謀，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以直述玄理來體現玄遠超邁，頗為徒具詩的形式的『理』。玄言詩又有『從感性形象入手』的，如王羲之【蘭亭詩】：『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寄暢』指靠自然景物來寄託情思；『仰望』二句寫景，但『碧天際』與『綠水濱』並非是具體地點的特殊景物，也無具體生活內容。『寥朗』二句過渡，由景物給人的感受引入下文的敘寫玄理，即『大矣』二句的內容。最後二句，述說對自然景物的感受永遠是新的，既稱賞了玄理在胸時對自然景物的看法，又脫略了『群籟』之類自然景物的具體特徵而使之成為一種理念性的東西。全詩是由山水景物一下子進入宇宙人生哲理的敘說，而脫略了社會生活內容，因此，詩中的自然景物只是一般性的美景而已，詩雖然題名為『蘭亭』，但顯示不出蘭亭景物的特徵，就是為了實現『略於具體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以自然景物敘說玄理來追求玄遠超邁，這就是玄言詩的魅力所在，而追求玄遠超邁則要求擺脫人情世故的束縛，但是，把人生各種各樣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遙自在的玄理內容來矯正，消釋了人生道路上各種各樣的情感而達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詩，『淡乎寡味』就是可以想見的。但重在對『意』的追求、對『理』的追求也為詩歌開出一條新路，只看如何恰當運用了。

中國古代文論的話語大都身處三大系統，一是其原始語境，二是以其為核心組成新的話語系統，三是附屬於某話語系統，所謂『子話語』。我們既要關注其在某一系統中的意蘊，又不可忽視其在另外系統中的意蘊，如此對創新性發現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方有益處。

（作者：胡大雷，系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