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村落發展史

作爲自古以農立國的農業大國，村落在我國有著悠久長遠的發展歷史。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當下，把握村落發展的歷史邏輯，不僅有助於揭示中華文化的源與流，夯實文化之基，更將爲鄉村振興提供文化滋養和智慧支持。

文明的起源與村落的產生

作爲農林漁牧業人群長期生活、聚居、繁衍的邊界相對清楚的聚落空間和社會單元，村落的產生並非伴隨人類的起源就出現的，而明顯是人類進化和人類文明起源時期的產物。人類進化史表明，人類是從靈長類古猿進化而來的，屬於群居型動物。這一進化過程，提供了早期村落產生的兩條線索：一是群居作爲動物性本能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釋放，特別是到了智人階段，人類爲了有效減少單個個體的生存難度，發展出了共同防禦、共同發展的族群觀念，因而基於血緣的聚眾而居開始發生。只是由於人類起源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完全過著採集和漁獵的生活，爲了獲取食物，需要頻繁遷徙，所以並未形成長期的、固定的、規模化的居住點，居住方式主要是洞居、穴居和巢居。二是由於生存的驅動，人類開始積極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發展出大量與生產生活有關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築和製作它們的經驗、技術，以及語言、制度、道德和原始信仰等。由此，動物性聚眾本能開始向社會性聚居意識轉變，基於血緣的原初氏族組織應運而生。於是，地域空間上的居民點開始與作爲社會單元的氏族組織重合，具有村落內涵的聚落隨之產生。

距今一萬年前後，農業的出現和發展，使人類從『居無定所』的遷徙流動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類固定在土地之上，推動了農業的發展。而農業的發展，又穩定並擴大了定居生活，才有了早期村落的形成與發展。

原始社會後期，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使早期社會從氏族進化爲部落，部落又發展到部落聯盟。建立在氏族組織之上的村落向群團化發展，並形成以城郭爲中心的地緣一體化趨勢。由此，國家應運而生，中華大地逐步從分散走向統一。這是從血緣到地緣，進而再到文明的重組與整合。

國家的出現與村落行政化

國家的出現，意味著跨地域、跨血緣、跨部落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的建立。國家要維繫和鞏固這種關係，其前提和基礎是對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爲二者關係到國家的人丁強弱和經濟收入的多寡，是『維持統治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統治條件』。因此，村落作爲最基礎的地域單元、生活單元和社會單元，就具有了國家層面的意義。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和『鄉遂制』，秦漢的『郡縣制』『鄉亭里制』都已充分表明這一點。秦漢時期國家對於村落的管控有所加強，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地形圖】【駐軍圖】中分別自名『某某里』的有43處和41處，均分散在山川地區，既說明村落廣泛存在，也表明其受到國家的行政管轄。

伴隨國家對村落的實際認同，『村』的概念在東漢隨之出現。東漢【周易參同契】謂：『得長生，居仙村』。到東晉南朝時期，文獻中有關『村』的表述多了起來，大有取代其他稱謂的趨勢。【水經注】中名『村』的聚落有19處，從一個側面表明『村』作爲一種名稱和地域概念在被廣泛接受。至唐代，國家更是構建了『村坊分治』的行政管控體系。【大唐令】云：『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村正的設置，表明國家的制度性介入。因之，『村』也基本成爲村落的專指名詞。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所見村名達56個，亦可見一斑。

不少學者認爲我國古代『皇權不下縣』，但從漢唐國家與村落的關係來看，國家權力顯然下滲到了縣以下的地方社會。只是這種滲透並非以設置『國家機構』的方式實現，而是通過基層代理人來體現，如里長、村正，或父老、耆老等。可見，國家視野下，村落以其聚族群體性、血緣延續性和地緣一體性的特質，起到了維繫和鞏固國家的穩定、繁榮和發展的歷史作用。

村落共同體的形成與轉型

作爲『聚族而居』的社會單元，中國村落是血緣關係優先的社會，屬於血緣型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大致形成於宋代以降，突出表現於四個方面：首先是村落的宗族化發展。不僅村民姓氏體現爲一至兩個明顯的主姓，而且形成了以族規、家訓和家法等爲形式的宗法制度。民國【歙縣誌】載：『邑俗舊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數姓』。其次是互助體系的形成。村民在蓋房、借款、節慶禮儀和耕作、水利疏浚等方面，存在互幫、互賀、互助的道義成分與關係。王禎【農書】云：『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社，以十家爲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爲鋤社。』再次是信仰的一致性。明清時期，村落中超越宗族範圍的廟宇修葺和共同祭祀活動成爲常態，體現出明顯的村域整合意義。最後是村落治理的鄉約化。鄉約是村落自治及保障村民共同生活的一個重要制度。自北宋第一部鄉約文本——【呂氏鄉約】出現以後，到明清，全國各地皆立鄉約。這些鄉約對村民修身、立業、齊家、交友等行爲，以及迎來送往、婚喪嫁娶等社會性活動作了規範性要求。正因如此，使村落形成互助友愛的道德規範，進而構建了以倫理爲本位的共同價值觀。

村落共同體的形成，也意味著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世界的產生。除田賦徭役、戰爭動亂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村落較少與外界發生聯繫，是一種與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形態。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現代化的推進，近代以來的村落共同體逐步轉型發展。從時間上來說，中國現代化的意識及其實踐大致產生於鴉片戰爭前後。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偉大變遷，使包括村落在內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以人力和畜力爲主的生產方式逐漸被批量化、規模化、標準化的機械化生產取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本瓦解，傳統村落共同體也發生了重要變化，正在探索一條現代轉型之路。

（作者：胡彬彬，系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鄧昶，系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