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近代演變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海上通道，它由『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兩大幹線組成，並不斷延伸、拓展，構成一個四通八達的海上交通網絡。就其內涵而言，中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被視為中外之間通過海洋通道進行的經濟和文化交流與融通。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學界一般認為明清兩代是其發生演變和終結的時期，進而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標誌着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乃至終結。這一觀點的依據大致在於：中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所承載的中外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交流，是和平的、平等的、互利的。上述特徵在鴉片戰爭之後的近代均被顛覆：中外關係不再平等，殖民暴力與衝突充斥，中國在對外貿易中喪失了優勢和主導權，因此原本意義上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宣告終結。

應該說，上述觀點注意到了中國古代對外經貿關係與近代的差別，也據此提出了較有說服力的判斷。但依筆者看來，它也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它將中外經濟關係局限於中西經濟關係，從而忽視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區域性特徵及其影響；第二，它將國家關係視為中外交流的主要考察對象和內容，從而忽視了民間力量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廣泛而積極的參與。因此，關於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在近代的演變，一些論者只看到其變化與斷裂性的一面，卻忽視了其延續性與新發展的另一面。事實上，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在近代的演變具象，仍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本文以環南中國海地區為研究視域，就此稍作探討。

所謂環南中國海地區，概指南中國海的周邊區域，具體而言，包括與南中國海發生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聯繫的國家和地區。環南中國海地區內的南洋地區，是中國對外交往的通道，歷史上即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構成地域，推動了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繁榮。步入近代以後，南洋各地相繼淪為西方各國的殖民地，中國也成為半殖民地半古代社會。伴隨着南洋開發與中國的被迫開放，加上傳統中國的海外交通與海外移民習慣，共同促生了近代中國大規模的國際人口遷移。據學者莊國土的估算，至20世紀初，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及其後裔已高達四五百萬之眾，其中約九成聚居在南洋各地，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南洋華人已在700萬以上；朱國宏教授更是認為在1840—1949年的百餘年間，中國的海外移民總數高達1600餘萬，其中三分之二的移民集中於南洋各地。在南洋各地的港口及周邊地區，甚至偏僻的鄉村地區，在早期華人移民社區的基礎上，形成了為數眾多的華人聚居區。

數量龐大的華人移民群體的存在，深刻地影響和促進了近代中國與南洋的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一方面，在貿易內容上，南洋各地向近代中國出口商品以原料、食品及加工品為主；中國的出口商品，則涵蓋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類必需品，主要滿足該地區為數眾多的華人的消費需求。這一群體多傾向於消費來自中國特別是各自故鄉的商品。之後隨着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演變，又進一步將其與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國貨』相聯繫，從而為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外部經濟』。早在1864年，時任廈門海關稅務司的喬治·休士 （G.Hughes）在貿易報告中即指出：『廈門是中國市場與南方市場的溝通點。南方市場包括曼谷、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貢、海峽殖民地（即新加坡、馬來亞、檳榔嶼等地）的中國人大部分來自福建。這些人自然希望能夠用上本國生產、製作的產品。所以廈門與海峽殖民地之間存在着不小的貿易。』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中國近代的出口貿易曾遭遇比較大的困境，但以廣大華僑華人群體為對象的『外部經濟』仍在持續發揮作用。以中國近代的『僑銷茶』為例，它主要指由福建、廣東、雲南出口，面向香港和東南亞華僑華人消費群體的茶葉。據統計，20世紀30年代，東南亞華人的僑銷茶高達三四百萬公斤，其中單單新加坡一地，年進口僑銷茶即高達50萬～90萬公斤，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新加坡分銷至東南亞各地。在福建，自19世紀80至90年代起，在外國資本控制及國內繁重茶稅的影響下，福建茶葉出口開始衰落，同時印度、錫蘭茶葉開始興起，以歐美市場為主的外銷閩茶遭受嚴重衝擊，大量茶莊倒閉歇業，但以烏龍茶為主的『僑銷茶』的存在，使廈門茶業得以繼續延續，廈門也成為近代福建『僑銷茶』的主要出口地。另一方面，近代中國對南洋各地的貿易總體上雖然處於入超地位，存在貿易逆差，但與此同時來自南洋各地、數量龐大的華僑匯款的存在，不僅彌補了這種逆差，還對近代中國國際收支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在明清時期的演變相伴隨的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隨着中國海外移民人數的急劇增加，歷史上形成的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已由一個單一的貿易網絡演變為一個集貿易、移民、金融、企業經營、商人組織等多種跨國網絡於一體的複合網絡。據學者戴一峰的研究，在南中國海地區，這一複合網絡涵蓋了今廈門、汕頭、廣州、香港、台南、高雄、金門、馬六甲、吉隆坡、檳城、新加坡、雅加達、泗水、三寶壟、坤甸、望加錫、馬尼拉、曼谷、清邁等港口口岸城市，涉及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等周邊國家和地區。廣大華人移民群體憑藉這一網絡體系，發展了多重跨國聯繫與多領域的合作、交流與融通，這種來自民間的多重聯繫與多維交流合作，成為近代南中國海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上述聯繫與合作交流的實際承載者而言，它們往往是數量眾多的華人企業。這些企業從血緣關係出發，輔以鄉土與文化認同，依託以移民網絡為基礎的華人文化圈，構建起屬於自己的商業及社會網絡，這種商業與社會網絡跨越近代中國與南洋各地，廣泛分布於各個重要的通商港口及華人聚居地，不僅促進了商貿往來與文化交流，而且對近代中國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社會變遷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以近代鼓浪嶼的發展演變為例，其所在的廈門便是這一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大量的人員、商品、資金乃至信息經此流動。在鼓浪嶼被闢為公共租界後，由於這裡提供了相對安定的環境、較完善的制度及公共設施，大量富有的南洋華人移民紛紛返鄉定居，人員、資金、文化、信息等因素匯集該地，推動了近代鼓浪嶼獨特發展路徑的形成。

事實上，華人數量的增加，尤其是返鄉海外移民人數的增長，是鼓浪嶼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廈門交涉員劉光謙即稱：『鼓浪嶼孤峙海中，周圍雖僅三里，然嶼上居民戶口約在四萬左右，十之六七系屬各縣回國華僑，實閩省精華薈萃之區。』這些返鄉海外移民群體攜帶了大量的資金、信息及技術等，不僅致力於私人住所的建造，而且開展多種經營活動並推動了鼓浪嶼房地產業的大發展，進而帶動了包括新式工商業在內的特色產業發展，其中尤以公用事業和金融業最為顯著。這一時期，鼓浪嶼建築業與房地產業異軍突起，成為產業發展龍頭；新式工業、商業不斷湧現，極大地改善了舊有產業格局；僑批業與近代金融業交相輝映，共同造就了小島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歷史面相。鼓浪嶼因此成為閩南沿海一帶社會、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

從推動近代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的角度而言，上述鼓浪嶼等地的返鄉移民群體具有下列兩種特徵：一是均為閩南向海外（主要是南洋地區）的移民及其後代；二是該群體具有明顯的投資行為特徵，如將新產品、新式技術和組織管理方式引入國內，控制新的原材料供應，開闢新市場，加強中國沿海地區與南洋等地的經貿交流等。這些特徵在該群體對近代鼓浪嶼、廈門乃至中國其他地區城市房地產業、新式工商業及金融業、僑批業等領域的投資行為上均有所體現。如著名華僑企業家黃奕住，他在返鄉定居鼓浪嶼後便投資房地產、城市公用事業以及金融業。1921年7月，他在上海倡設中南銀行，首期認股350萬元，占全部投資的75%。他在中南銀行創立會議上曾經自述道：『華僑資本家良多，於祖國國家、社會各事業抱具熱誠者，亦極不少……以為今後南洋華僑資本家與祖國國家、社會各事業發生關係起見，不能不於吾國內商業繁盛之區首創一二比較的資本稍厚之銀行為之嚆矢也。』這些移民群體固然也經歷了西方新式文明和文化的洗禮，但他們在經濟活動及文化行為中均體現出深受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這一傳統所影響的一面。華人移民的流動、聚集及影響是環南中國海地區長時期歷史變遷的一個重要主題，構成了海上絲綢之路在近代演變的複雜而生動的歷史圖景。

（作者：水海剛，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