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者與大學傳道

古代文學研究者作為人文學科的學者，既有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學者所共有的社會責任，更應體現出人文關懷。古代儒生無論作官還是居鄉，無不以化民易俗為己任。韓愈【師說】首先強調『傳道』，張載也講『為往聖繼絕學』，他們所指的『道』與『學』主要指儒家思想。當代對『道』的理解更寬泛，『道』不僅包含儒家之道，還包括古代其他各家的思想。雖然不同的人對『道』的理解存在差異，但不可否認『傳道』是古代文學研究者的重要任務。

然而，作為學者『傳道』重要場所的大學，目前出現了諸多問題，表現在功利主義盛行、行政管理至上、重理工輕人文等方面。王國維在【論教育之宗旨】中講：『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大學如果失去了德育和美育而僅僅保留了智育，就成為職業培訓場所。西方教育家所言，大學是思想交流的場所，是培育人的地方。如果大學隨波逐流，大學喪失精神，大學也將喪失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如何使大學恢復精神傳統，學者如何『傳道』，成為目前最為緊要的問題。古代文學研究者應該義無反顧地承擔起這種責任。

所謂『傳』，既包括傳承，也有傳播之意，二者同樣重要。古代文學研究者通過深入研究、著書立說等形式，就是在繼承並發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他們通過各種講座，向大眾傳播國學，也是在弘揚傳統文化。瑞士學者榮格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中說：『每個人都能高舉着知識的火把前行，然而，每個人都只能舉一段路，直到下一個人接過它。』（人民郵電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頁）古代文學研究者廣泛宣講和著書立說就是在實踐這種使命。

古代文學研究者著書立說與公開講授相對容易，在工作與生活中倡導君子風範，比前二者更重要，也更有難度。人文學者多就職於高校，作為教書育人的場所，高校本應承擔起『傳道』的歷史責任，但是，現實狀況令人憂慮，高校與大學教師不斷爆出負面新聞，從學術不端到領導腐敗，從教師失德到學生傷害，使得一向被視為象牙塔的高校蒙羞。學者只知有職業角色，不知社會角色與文化角色。在這種背景之下，古代文學研究者弘揚君子品格，身體力行，以自己高尚的行為引導社會風氣，顯得格外有價值，並且有一種緊迫感。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孔子所謂『君子』『小人』之分主要指的是地位，着眼於等級的差異，後來二者的區分逐步側重於道德水平的不同。現代社會的公民享有平的的政治地位，但是道德水平的差異還是存在的，倡導君子之風，強調責任、重義、孝順、誠信、謙讓、節儉、寬容、同情弱者等品德，是傳古代君子之道，對於引領社會風氣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今年十月由【光明日報】與安徽省社科院主辦了【君子文化的當代價值】學術研討會，中心議題就是傳統文化如何適應當代社會，如何體現君子文化在當今社會中的價值。

那麼，古代文學研究者如何『傳道』呢？

學者在校能夠抵制功利主義、物質至上等不良傾向，為學生樹立榜樣，讓校園保持一方淨土。還可以走出書齋，參加貧困地區的支教活動，或者擔任志願者，參與到公益活動中去，做良好公民的表率，對於社會風氣的淨化也會起到一定作用。在高校工作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其一言一行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於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很有裨益。希望大學教師樹立一種『傳道』的責任感與自豪感，正如法國學者涂爾幹所言，『世俗的教師可以並且應該具有這樣一種情感，教師同樣代表着高於他個人的一種偉大的道德實體：它就是社會。正如牧師是上帝的代言人一樣，教師是他那時代和國家的崇高道德觀念的解釋者。』（【教育的性質和任務】）

古代文學研究者傳道主要體現在教書育人方面。陳平原先生在【中國大學十講·自序】中說：『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於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目前社會上的功利主義影響到了大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重科研輕教學、重理工輕人文、管理行政化、重外表輕內涵。多數古代文學研究者具有教師的身份，針對這些問題，也大有可為。

教書育人是高校教師最重要的職責，『學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激發和引導他們的自我發展之路。』『一所大學的理想，不是知識，而是力量。大學的職責就是把一個孩子的知識轉變為一個成人的力量。』（懷特海【教育的目的】）然而，目前在高校的管理體制之下，古代文學研究者都在進行著作論文的大比拼，只『授業』，不『傳道』，只做學問，不思做人。教師承擔着繁重的科研任務，教學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甚至連『授業』也被影響，更遑論育人。多數教師與學生的接觸僅限於課堂，而且普遍缺乏交流。導致大學課堂只有知識的灌輸，而沒有情感的交流、人格的培養。

中國傳統的教學並非如此。孔子與弟子多有交流，【論語】中記載了他們討論志向、學習等多個方面的內容，既有群體問答，也有一對一的講解。比如【公冶長】記載：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孔門師生暢談志向，子路、顏回和孔子自己都發表了看法。【論語·先進】之【侍坐章】不僅有弟子的志向的展示，還有孔子的點評。孔子和子夏有多次單獨交流，比如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孔子在和弟子對【詩經】的討論中，得到了教學相長的效果。

古人強調言傳身教，【論語·述而】記載：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朱熹注曰：『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朱熹認為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現代心理學實驗證明，成人言行不一對孩子存在不利影響，孩子更容易學行為而非聽從語言，身教的作用遠遠大於言傳。

在現代新式教育盛行的背景下，古代書院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實際上，書院教育有着現代教育所缺乏的優勢，就是將傳道作為主要目標，體現在品格修養、自由教習與師生交流等方面。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強調為學、修身、處事、接物之要點，並重申了書院之宗旨，他說：『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晦庵集】卷七十四）學習的最終目的是明理修身，即『道』的傳授，而不是滿足於知識的積累與利祿聲名的獲取，這種精神正是當今教育所缺乏的。

面對大學重視知識傳授，忽視人格培養的問題，筆者探索了一些解決辦法。例如，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結合課程，經常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包括屈原的自殺有價值嗎？人有權利自殺嗎？如何評價儒家與縱橫家的義利觀？漢賦的功利目的與藝術性的關係如何？如何評價嵇康與阮籍不同的人生選擇？陶淵明的當代價值等等。將古代文人與文學作品與現代社會結合，學習古代文學是為了解決當代人的問題，關注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僅僅作為知識點而記憶。這樣做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再如，師生共同討論社會熱點，包括大學生支教、疑罪從無、親子關係、動物保護、國家公祭日與中日關係、考試與監考、舍友相處、興趣與學習、投身西部開發、天賦與成才、裸婚等題目。這樣的討論既能引導學生關注社會，也能訓練他們多角度看問題的思維習慣，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想要加強教師『傳道』的效果，還要解決教育標準化的問題。使用一種模式、一個標準進行教育，學生的特長得不到充分發揮，教育的針對性不強，導致學生學習熱情不高。杜威在【明日之學校】中說：『只要千篇一律地對待兒童，就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科學的教育學。』實際上這涉及到『傳道』的方式，如果不能激發學生自身學習的動力，再好的課程也不會起到好的效果。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學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目前教育所缺乏的。【雍也】記載，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朱熹注曰：『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並引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孔子根據學生的天資做針對性的教育，比如他講授『仁』，對不同的學生用不同的表述，就是考慮到學生的領悟能力不一。孔子倡導中行，認為過猶不及。？同樣的問題『聞斯行諸』，他對子路、冉有的回答完全不同，就是希望培養學生，達到中庸，即恰當的地步（【先進】）。這一點建立在他孔子充分了解學生的基礎上，他知道子路與冉有的優點和缺點，也明了他們做人的底線，『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先進】）

我們倡導個性化教育，根據學生的天資、興趣、目標，做針對性的教育，其前提是老師要了解學生。因此本科生導師制是一項值得推廣的措施，筆者堅持每周與學生見面，討論的問題包括讀書、考研、輔修第二學位、宿舍人際、家庭貧困、感情苦惱等眾多方面。希望達到三個方面並重：學業引導、心理關注、生活關心，真正發揮古代文學研究者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增強傳道的效果。

希望我們的教育能夠達到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境界：『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集。』（【什麼是教育】）或者換一種充滿詩意的表達，教育的本質意味着：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搖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希望古代文學研究者能夠把大學作為傳道的場所，把中華文化，乃至人類文化一代代傳承下去。

（山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