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村』與鄉野聚落

東漢之前，今天意義上的村落，常以『聚』『裏』『格』或『廬』等來命名。其中，『聚』最為常見，它又與『落』連用，稱為『聚落』。【漢書·溝洫志】載，民眾沿黃河邊上可耕田之處，『稍築室宅，遂成聚落』。趙充國在青海一帶招撫罕羌，行軍至當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從其實指來看，『聚落』並非城邑，而是後世意義上的村落。漢代開始，聚落進入國家行政視野的頻率越來越高。【漢書·地理志】中列舉了二十多個聚落名；【後漢書·郡國志】中，聚落名增至五十七個。不過，這一時期的文獻中尚未見到『村』字。

現存典籍中，『村』字最早出現於【三國志】，共兩次。其一為【鄭渾傳】載：『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其二為【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兩處記載至少說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村』字已經開始被使用。東晉的文獻中，『村』字也時有出現，如法顯的【佛國記】載：『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葛洪的【抱朴子】卷五【茅君】載：『此村中諸已死者，誰可起之？』文人詩歌中也有一些，如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等等。諸如此類，既不太多，也不罕見，這是『村』字開始出現時的狀態。

關於以『村』作為鄉野聚落名稱的起源，很多學者作了相關考證。日本的宮崎市定認為，『村』字由『邨』演變而成，後世所謂的『村』與屯田產生有關。宮川尚志在【六朝時代的村】中進一步指出：『村起源於漢代的鄉聚，也有的是在魏晉時期戰亂破壞的縣城廢墟上形成的。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於軍事防衛的目的，此後演變成徵稅、治安等施政對象。』兩位學者都將『村』的起源歸結於軍事原因。從魏晉時一部分村落的形成來看，確實如此。這一時期戰亂不斷，實力雄厚的鄉裏大族多率領百姓逃亡山野之間，修築塢壁以求自保，有時也稱『塢』『壁』『壘』『塢堡』『壁壘』等。由於『塢壁』在選址時，就將耕作生產的因素考慮進來了，所以即使與外界隔絕，民眾也可以自給自足。

『村』字出現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通常與堡、塢等並稱，也可見其軍事防禦性特徵。【魏書·爾朱榮傳】載：『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晉書·李特傳】載：『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根據這些史料的前後文可知，當『村』與『塢』『堡』連用時，一般都處於戰事之中。而戰亂消除之後，塢堡建築以及周圍的耕作場地並未遭廢棄，而是繼續被用來居住和生產生活，變成了普通的鄉野聚落。這一影響甚遠，有些文獻中，即使是『村』字被單獨使用時，仍可見到其軍事痕跡。【魏書·楊播傳】載，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楊侃前往討伐，並昭告被圍困村民：『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台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從『各自還村』『不降之村』等表述來看，此處被圍困之村顯然具有軍事防禦功能。『村』字的起源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部分村落的形成，都與軍事戰亂原因有關，這一點當毫無疑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村』被廣泛應用於鄉野聚落的命名，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世家大族向鄉野蔓延，出現了許多新的聚落；二是新出現的漢字『村』字逐漸普及。新興的事物需要一個新的名稱，於是原本與軍事相關的『村』字就被用來命名新起的聚落，並對傳統的聚落產生了影響。【顏氏家訓·勉學】記載了某處由『聚』變成『村』的故實：『吾嘗從齊主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裏，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裏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余聚。』北齊皇帝與顏之推起初都不清楚『獵閭村』是由『獵余聚』而來，這說明由『聚』變『村』可能是民間的自發性行為。而『獵閭村』原先不叫『獵余堡』或者『獵余壁』，則表明它的改名與軍事原因無關，而恰恰可能是『村』字開始在民間普及的緣故。儘管【顏氏家訓】中記載的事例發生在北朝，但是以『村』命名聚落的習氣並不局限於某個區域，而是具有全國性的意義。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在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獻中出現了許多確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如【魏書】列傳第十二：『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北周書】帝紀第八：『太上……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南齊時，以『村』命名的村落，見於正史的，更是多達十餘處。其中，以【南齊書·祥瑞志】所載最多，如：『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綍木，合為連理。』等等。【水經注】記錄的村名則共有19處，分佈於全國各地，位於山東的有薛村，河北的有北城村，陝西的長柳村，湖北的有須導村、射堂村、平樂村、東亭村，浙江的有徐村、木客村，安徽的有烽村，巴蜀地區的有博村、陽村、故陵村、巴鄉村、七谷村，湖南的有烏林村、石塘村、萬歲村、湘陂村，等等。

在這一時期的某些石刻資料中，還有很多傳統典籍文獻中未見或未錄入的村名。侯旭東在【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裏】一文中，搜集了45個以『村』命名的聚落。它表明了『村』字在當時民間流行的廣泛程度。另外，從名稱上來看，此時的某些村落可能已經以某一姓氏為主了，如大吳村、新王村等。而趙村出現了兩次，一個位於河南洛陽，另一個位於陝西咸陽。雖然可能同樣迫於遷徙，但在遷徙過程中可能演變成了一種以姓氏為單元的集體行為。這或許可以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地方豪強為首結聚的聚落，在這一動亂時期，仍然有着頑強的態勢，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有了長足的發展。

正是如此，朝廷或者地方政府不得不開始承認自然形成的村落形態，並在某些情況下設立一個帶有一定自治職能的行政管理架構，與郡縣相協調。很多基層的事務，都表明是以『村』為單位進行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稅收。【晉書·劉超傳】載，劉超徵收地方稅時，『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載，南齊政府官吏進行徵稅時，『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其二，行政管理。【宋書·謝方明傳】載，南朝宋時，江東實行『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南史·郭祖深傳】載，南朝梁時，以村為單位，嚴禁村民當兵叛逃，『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其三，社會事務。包括流民的安置、荒田的開墾、政府的救助等，也都以村為單位進行。【梁書·武帝紀中】載，梁武帝曾下詔安撫流民：『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親戚，即為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託。』其四，村成為分封單位。南朝宋時，晉熙蠻梅式生被封為高山侯，領地即為牛岡、下柴二村三十戶（【宋書·蠻夷傳】）。此事雖然主要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而且是偶然行為，但仍值得注意。

當然，這四點還很難體現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村』已經被納入正式的行政單位，並具有完備的行政功能與作用，但至少可以表明，『村』已經成為當時朝廷和地方政府對於民間聚落的習慣性稱呼，並進入了國家管理的視野。正是這一時期以『村』命名鄉野聚落風氣的盛行與普及，所以到唐代的時候，它才最終成為國家管理體系中被正式規定的基層行政單位（【通典】卷三【鄉黨】）。

整體而言，在中國村落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關鍵時期。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出現了以『村』命名鄉野民眾聚居之所的方式，並逐漸被廣泛運用，初步形成了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的宗族觀念與鄉裏觀念，這對中國村落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後的一千多年以來，這種對於鄉野聚落的命名方式再未發生大的變化，並一直延續至今。

（作者：吳燦；單位：中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