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世飛：有權必有責！完善問責機制，有這三個關鍵

原載:【國家治理】周刊及人民論壇網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有些地方、部門、單位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走偏走樣，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部分城市的相關部門守土失責造成疫情外溢，紀委監察部門的執紀問責總是能夠把法治和正義落實到底，為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做出負責、全面、深刻的追究。『打鐵還需自身硬』，問責機製得以有效實施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問責機制在組織、執行和發展等方面具備良好的外部環境，本質上反映了問責在運行過程中所依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優勢、內在優勢。問責機制的優勢源於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發揮作用，藉助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持而實現政治效能與社會效能的統一。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不斷健全，黨的政治建設為黨和國家的事業進步提供了方向保證和實踐底氣。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在各方面、各地區、各領域得到全面加強，管黨治黨『寬鬆軟』現象徹底扭轉。一方面，黨的領導在一切工作中得到充分貫徹落實，依靠黨的各方面建設，黨組織的凝聚力、戰鬥力、號召力顯著增強，這為全面、準確、完整地貫徹落實問責機制的頂層設計、制度目標、執行程序奠定了最根本的保障。另一方面，站在新起點上，經歷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方面鬥爭考驗，各級黨委可以充分吸取建黨百餘年的歷史智慧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促進黨的領導水平和領導能力不斷提升；同時，依託黨在治黨治國治軍實踐中總結的經驗和積累的方法，可以使問責的程序和方法更加成熟完善；此外，通過將黨史學習教育和黨的百年偉大奮鬥由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轉化為推動工作的現實成果，能夠使廣大幹部群眾凝聚起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磅礴力量。綜合這些因素，各級黨委完全可以戰勝一切困難，為實施問責機制奠定紮實的基礎。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豐碩成果，治理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的機制更加順暢、成果更加豐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總結概括為13個方面，覆蓋了治黨治國治軍、政治經濟文化、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方面，能夠運用制度威力妥善應對來自各方面的困難挑戰。近年來，從抗洪搶險到抗擊疫情，從事前詳細制定應急預案、事後迅速開展災後重建到不斷吸取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推動基層治理水平穩步提升，國家治理的制度體系更加完善、更加定型。隨着制度的完善發展，黨和政府在問責工作中的規章制度和政策工具更加多樣。【條例】在2016年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後，又於2019年重新修訂，不僅根據新形勢的發展更加精準地指明了庸政懶政怠政的責任和危害，使懶官庸官昏官無處藏身、無所遁形；而且注重對幹事創業具體情況的區別對待，保護黨員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堅持嚴管和厚愛相結合、激勵和約束相互統一。失責問責與盡職免責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就是要講黨性、講原則，從處理危害人民利益和鼓勵保護人民利益兩個方面同時發力，多措並舉推動問責體系朝着現代化、制度化、科學化、合理化方向運行。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地生根，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充分的增強和保障。黨在一百餘年奮鬥的偉大征程中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堅持用人民的權力保障人民的利益，以民生的改善回應人民的期望。作為對黨堅持初心使命的現實反饋，黨的百年奮鬥偉大成就對人民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產生了巨大的鼓舞，使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對黨的擁護和支持不斷增強，是我們開展問責工作的最堅強後盾。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成為黨制定各種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在教育醫療、生態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扶貧脫貧、社會保障等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黨不僅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攻堅克難，幫助人民群眾解決各類急難愁盼的現實問題，而且對涉及民生問題的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絕不姑息，對損害和侵佔群眾利益問題的問責絕不怠慢。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是對黨的領導的貫徹落實，體現黨的建設的成效，是問責的重點。問責的目的不是單純懲罰失責的幹部，而是要以問責促進擔責，以嚴格監督促進主動擔當，以幹部的積極作為保障人民利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把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形成法規制度執行強大推動力。』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場偉大社會革命，堅持自我革命從而更好地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必須更好發揮問責這個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新時代的偉大鬥爭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從科技發展的兩面性到國際社會的格局演變，從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到紛繁複雜的基層實踐，都對問責的速度、深度、廣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問責的速度需要加快，才能讓制度設計領跑實踐。維護國家利益的競爭與交鋒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的背景下更加激烈，少數西方國家對國際正義、秩序、規則的踐踏和對他國資源、利益和發展權利的明目張胆的挑釁，使得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呈現出表面化的特點。黨向來注重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這是築牢我國的發展根基、堅持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加強黨的領導的必然要求。同時，互聯網技術深度嵌入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各方面，虛擬與現實的交互愈發頻繁、影響更加深遠，網絡空間已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網絡一方面便利了信息的傳遞，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其發展速度超越了政策規定的更新速度和學術研究的前進步伐，尤其是負面、錯誤信息獲得了與權威信息一樣的傳播手段和傳播效率，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事業中的偏差和失誤、違規違紀問題以及利益糾紛等各種事故事件在網絡輿論中高速傳遞。對此，黨和政府需要快速反應，既需要快速分析事件的起因、根源和條件，又需要迅速判斷相關責任人的責任類型和失責程度，以嚴肅問責推動責任落實，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將危害和損失降低至最低。

問責的深度需要加強，才能防止問責在程度上有失偏頗。作為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的重要保障環節，問責工作的成效對組織的戰鬥力和凝聚力、基層治理的效能和公信力、幹部隊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在實踐中，有三種問責偏差最為典型，反映出部分基層單位在治理過程中錯誤的思想和作風。

首先是『輕描淡寫』型的假問責。問責人員對已經發生的失責失察行為、侵權瀆職問題不認真對待，對落實問責條例不重視，想要掩蓋、修飾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減輕了自己在問責上的工作負擔，也給上級造成本單位本地區治理良好的假象。對落實黨中央的政策方針打折扣、搞變通，對問責條例執行不力。其次是『無頭蒼蠅』型的亂問責。這是問責人員對業務規範和中央指示精神的學習不徹底，對問責的條例內容、流程、工作方法不精通，對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掌握不充分，而不能理清實際問題中失責的責任類型、問題成因以及損失情況，不能準確合理地按照問責工作的制度要求進行權責一致的追究處理。這會導致胡亂問責，使問責工作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大打折扣，問責結果難以服眾，反而造成惡劣影響，甚至一定條件下由問責造成的次生危害比失責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嚴重。第三是『打擊報復』型的濫問責。這種情況比不問責、假問責的情節都要嚴重，對問責機制的濫用和當事人的主觀意願有極大關係，這是對公權力的極大侵害，也是對組織形象和公信力的惡意瓦解。問責人員藉助已經發現的侵權失責行為對問責對象進行從嚴從重的頂格處理，在缺乏問責機關的上級對下級執行情況的有效監督和系統調查時，這種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打擊報復行為很難通過公開的通報和總結髮現。除了使問責機製成為以權謀私的犧牲品外，還會對問責對象的工作積極性、熱情和態度產生難以估量的消極影響。

問責的廣度需要提升，才能建立防微杜漸的堅固壁壘。黨的領導已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工作之中，黨和政府對全社會各領域、各方面、各地區的工作承擔着近乎無限的責任，巨大的職責使命對問責工作機關的能力、方法和信念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歷程看，從疫情初期社會各界對口罩、呼吸機等重要物資的生產、分配、運輸，到疫情散點零發地區人民群眾的日常買菜、看病就醫甚至是參加考試，都需要政府的相關部門全程參與、妥善處置。面對極端特殊的突發情況還需要具體負責領導在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當機立斷，稍有遲疑就會貽誤時機，引發巨大輿論，從對領導個人能力的批評發展到對當地治理能力的質疑和貶損。這顯然是政府的職責在實踐維度不斷擴充的同時其跟進和應對舉措難以滿足現實要求的極端案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由於公共衛生危機處理失當而問責的黨員領導幹部不在少數，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固然有當事人的責任意識不強，沒有對所負責的下級部門履職能力做到心中有數，前期的檢查、督導和事中的指揮、調度都流於形式，這些人被問責是咎由自取，沒有任何理由和藉口為他們開脫。同時也可以獲得一個重要啟示：在未來，還會發生類似本次疫情的前所未有的治理任務和社會需求，其應對方法沒有先前案例作為參考，這一方面要求基層的黨員幹部解放思想、站穩立場，主動應變、科學求變，另一方面也需要問責機關將目光投向先前沒有引起注意的領域，提前做好預案準備，與時俱進擴展問責的領域，實事求是優化問責的流程，順應潮流升級問責的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問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憐憫之心，要「較真」「叫板」，發揮震懾效應。』問責工作面臨的新挑戰對我們敲響了警鐘，也向我們揭示了未來改善工作的突破口。只有結合實際不斷優化問責的流程設計和工作方法，把握好問責的質、量和度，才能使問責工作不偏不倚地健康發展。為了科學、準確地追究在黨的建設、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行為，還要開展對問責的問責。

避免問責簡單化、只問責不整改、把問責當整改的現象，糾正相關問責人員不會問責、假問責的情況

要加強對【條例】的宣傳教育。領悟是完整、準確落實的先決條件，務必使工作人員端正態度，深刻領悟【條例】的精神內涵和工作要求，尤其是對新修訂的內容要從實際案例出發，把自己擺進去，結合親身實踐經驗對規章制度的要求進行深入學習，提高對實踐操作的計劃性和針對性。

要嚴格區分問責的類型，堅持遵循規章制度。黨內問責和行政問責不能混淆，全面把握問責的適用情形、對象範圍，不能用黨內問責代替紀律處分或行政問責，要合理把握失責程度與懲處輕重的對應關係，提高問責的精準性。

要發揮先進典型的示範作用。在問責過程中要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充分發揮基層黨員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一邊開展問責，一邊注重收集、整理、總結各地在問責過程中的成功經驗，把可複製、易推廣的先進典型介紹到全系統，在方法上教育工作人員的同時，也在精神上鼓勵問責隊伍，科學有效地進行問責工作。

避免問責形式化、把問責當成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遏制文山會海的歪風重又颳起

糾治『一刀切』式的問責，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方法，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不能為了問責而問責，沒有問題製造問題，把工作中沒有造成損失的疏忽和失誤無限『上綱上線』，動輒通報批評、開會傳達，使基層疲於奔命的同時，也使得人人自危。必須加強對工作一線的調查研究，充分掌握實踐中的困難和要求，取得確鑿的證據，求得真實的民情民意，進行系統的研判，最終產生負責任的處理結果。

糾治『雷聲大雨點小』的問責，要『瞻前顧後』、一以貫之。部分地區將問責的動靜鬧得很大，可是現實情況沒有改善，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處理，這也是形式主義在作怪：問責機關靠簽發文件公示、召開會議討論來完成問責，不顧後續的整改落實情況。必須對問責的結果進行徹底的追蹤和公示，保持問責內容和程序的一貫性和統一性，做好問責的『後半篇文章』，使政府、組織和社會成效三位一體推進，加強問責的權威性。

糾治『欺軟怕硬』式的問責，要敢於動真碰硬，向人民負責。部分問責機關以數量指標為指揮棒，為了能夠快出成績，選擇『短、平、快』的路線，繞開問題嚴重但是難啃的『硬骨頭』、大部門，專門找基層的黨員幹部查問題、做整改。必須對所有人員、一切違紀違法行為一視同仁，絕不遮掩護短，只要出現侵害群眾利益、違反黨紀國法的情形，就要表明堅決反對的態度、進行鐵面無私的處理。

避免問責泛化、亂問責和錯問責，要秉公執法，審慎行使自由裁量權，維護問責的嚴肅性

克服簡單粗暴的問責，推動精細問責、審慎問責，確保問責結果站得住、能服眾。問責部門要明確黨員幹部的職責邊界，對可不問的『責』要結合實際情況審慎對待，對不該問的『責』不能越權辦事。對已經發生的不當問責、過度問責，要及時糾正和追責，從重查處濫用問責權力的人員。特別是要建立自下而上的申訴渠道，使得正當權益被侵犯的黨員幹部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觀點，保障關鍵信息上下傳遞的通暢。

責任不能一問了之，要注重對被問責幹部的後續考察和培養。【條例】特別指出，『正確對待被問責幹部，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幹部，符合條件的，按照幹部選拔任用有關規定正常使用』。黨員幹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寶貴人才，在甄別責任大小、達到問責目標之後，不能因為一次問責而澆滅幹部幹事創業的熱情和信心，終結幹部服務黨和國家的機會。對於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幹部還要繼續關愛其生活，支持其工作，使受到問責的幹部不僅能夠成為教育他人的典型，還要繼續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

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面，問責工作的科學性、法治性和有效性直接關係『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穩步推進。我們必須進一步學習領悟【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抓住時代機遇，妥善應對挑戰，通過更加科學、更加精準、更加有效的問責工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保駕護航。